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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地區海上絲綢之路遺跡文獻研究綜述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歷史論文發布時間:2020-10-29 08:51:39瀏覽:1

揚州是我國著名的歷史文化古城,是古代大運河的南方起點城市。揚州歷史上曾三次輝煌,海上絲綢 之路無疑很大程度促進了揚州的繁榮。但揚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申遺工作卻遭遇了挫折,究其原因

   摘要:揚州是我國著名的歷史文化古城,是古代大運河的南方起點城市。揚州歷史上曾三次輝煌,海上絲綢 之路無疑很大程度促進了揚州的繁榮。但揚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申遺工作卻遭遇了挫折,究其原因,一是目前大 多數研究都是在間接構建揚州與海上絲路的關系,鮮有直接佐證;二是相關文物研究年代久遠,略顯簡陋。揚州 申遺要成功,需要針對上述不足,要加大揚州與海上絲路關系的理論研究,尤其是加大對文物佐證的研究。

  關鍵詞:海上絲綢之路;揚州;遺跡;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6916(2020)16-01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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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子學刊》是綜合研究齊文化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性刊物。宗旨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貫徹“雙百”方針,致力于《管子》及整個齊文化的研究和探討,批判地繼承優秀文化遺產。

  一、揚州海上絲綢之路聯合申遺現狀

  海上絲綢之路的跨國聯合申遺在中哈吉聯合申報 “絲綢之路:長安和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后提上日程。 國家文物局頒布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揚州 大運河、瘦西湖與揚州城遺址在此之列。揚州作為重要 城市參與的“海上絲綢之路申遺”提上議事日程。2018 年,泉州率先單獨申報海上絲綢之路世界遺產,但因準備 不足,論證環節薄弱,尤其將泉州與中國境內的其他海絲 城市割裂開來看待,最終導致申請被駁回,目前處于待定 狀態,單獨申報工作基本歸于失敗。因此,未來幾年,實 為下一階段海絲聯合申遺工作的關鍵時期。

  揚州是海上絲綢之路與大運河的連接點,它與海外 的交通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漢時期。而揚州在海上絲綢之 路經貿文化活動中的影響也引人矚目,在佛教文化東傳 日本、伊斯蘭教在華傳播、陶瓷貿易為代表的國際貿易等 方面均有體現。可見,揚州作為一個通史式的城市,既是 世界歷史文化名城,也是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港口。 以世界文化遺產項目的規則和標準來看,她具備歷史跨 度長、文化底蘊深厚、史料完整豐富等多重優勢。圍繞揚 州的申遺論證工作,無疑將成為下一階段聯合申遺工程 的重要環節。因此,在總結大運河申遺成功經驗的基礎 上,通過文獻整理與遺跡實地勘察相結合的方式,梳理揚 州地區海上絲綢之路遺跡研究情況,進而服務海絲申遺 的論證工作,實為當務之急。

  二、當前國內研究情況綜述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與大運河”的交匯點,揚州長 久以來就是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與樞紐,境內海上 絲綢之路遺產價值較大。現存的文化遺產與考古、文獻 資料充分證明了揚州在“海上絲綢之路”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一)研究專著概述

  揚州“鑒真紀念館”體現了唐代揚州對東亞輸出佛 教文化的重要作用,揚州自東晉、南朝以來就是與朝鮮半 島、日本進行政治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之一。在李廷先《唐代揚州史考》一書中,明確考證鑒真從揚州出發,東 渡日本傳播佛教的經歷,體現了揚州在“海上絲綢之路” 上重要文化傳播樞紐的地位。[1] 同樣,在伊斯蘭教東傳 的過程中,揚州較早接受伊斯蘭文化的影響。[2] 伊斯蘭 教創立不久,就沿著“海上絲綢之路”來到了東方的揚州, 隨著到達揚州的大食、波斯等國商旅日益增多,揚州已經 成為了他們“在中國經商貿易與傳播宗教的重要場所” 除伊斯蘭教東漸與佛教東傳外,揚州長久以來都是以海 上絲綢之路重要貿易港口與經濟樞紐存在。在《揚州海 外交通史略》中,朱江詳細講述了揚州自唐至清的交通 發展情況,將絲綢之路和大運河的作用綜合論述,凸顯了 揚州在中國海外交通上的地位。[3] 揚州的交通作用離不 開絲綢之路,正是絲綢之路長期的經濟交流使得揚州成 為了中國對外交流的重要港口。

  在蘇保華所撰寫的文獻中,概述了《太平廣記》中 描寫的揚州胡商和胡奴的情況,在反映唐代揚州胡漢交 融的實際狀況的同時,也體現了伴隨商業文明興盛而滋 生出的城市俗世情懷。[4] 在展示揚州城市的交通、經濟 發展狀況的同時,也反映出海上絲綢之路給揚州帶來的 兼容并包的文化傳統,體現了海上絲綢之路在揚州留下 的豐富的文化遺存。在全漢昇所撰《唐宋時代揚州經濟 景況的繁榮與衰弱》一文中,詳細分析了揚州城市繁榮發 展的原因,其中一個內容就在于發達的“國際貿易”。[5] 文中分析揚州國際貿易的便利成功之處在于如下三方面:外國商船便于通行、胡商文化繁榮、昂貴的外國商品 暢銷,而發達的國際貿易的前提,正是有著海上絲綢之路 這一國際商路的支持。對于揚州地區海上絲綢之路的研 究,各專著無論層級,大多都集中在論證揚州地區的宗 教、文化狀況及對外貿易、交通狀況,很少涉及揚州地區 海上絲綢之路的具體物證。海上絲綢之路確實帶給揚州 極大的繁榮,但是單純論述文化繁榮的狀況,并不能很好 地論證“揚州海上絲綢之路”這一世界文化遺產的存在 和留存狀況。

  (二)出土文物及報告概況

  除傳世文獻與專著的研究,建國以來大量出土的文 物考古資料,從實物證據的角度,佐證了揚州與海上絲綢 之路的密切關系。其中有部分文物已有報告、論文報告, 但是不盡齊全 [6]。朱江《揚州出土的唐代阿拉伯文背水 瓷壺》一文記述東風磚瓦廠出土的“青釉綠彩背水扁瓷 壺”,其上刻有阿拉伯文“大哉真主”。[7] 這件長沙銅官 窯瓷器,從實物史料的角度佐證了當時揚州等地有眾多 的阿拉伯人活動,證明了絲綢之路的商貿從內陸一直延 伸到沿海的史實。上述出土的瓷器,可代表在揚州開掘 出的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的“商品”,顯現了揚州在海上 絲綢之路上重要的經濟商貿作用。除在揚州開掘的瓷器, 在海外的考古研究成果也可以佐證古揚州與海上絲綢之 路的聯系。1998 年,“黑石號”沉船在印尼海域出水 [8]。 其中“江心鏡”上篆刻銘文“揚子江心百煉造成唐乾元 元年戊戍十一月廿九日于揚州”。江心鏡在揚州與海上 絲綢之路之間建立起明確的聯系,商路上的貨物出自揚 州,證實了唐代揚州的絲綢之路重要商貿地位。關于“黑 石號“[9],有大量文章、研究通過系統的論述,確定黑石 號的出發地與目的地,將揚州與黑石號直接勾連,使用海 外出土文物 [10],證明了揚州絲綢之路的作用與地位。

  除各種出土、出水的貿易商品外,墓志等實物史料 的出現,也能詳細體現揚州與海上絲綢之路間的聯系。 2004 年在揚州普哈丁墓園旁,發現的《唐故李府君墓志 并序》,作為出土文獻,直接證明了唐代揚州與古代波斯 的交流情況。墓志中“貫波斯國人也”的記載,實證墓 主李摩呼祿父羅呼祿來自波斯。此方墓志,實證了波斯 等國與揚州通過絲綢之路進行文化、商貿交流的情況。 周運中曾詳細闡述了墓主人的生平,配合出土文物和相 關的文獻記載,將文物與事實相連接,反映當時揚州地區 存在大量外國人居住甚至融入的事實。[11] 一方面,既展 現了揚州地區的多元文化和交通盛景,另一方面也是在 證明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確實有大量的外國人選擇在揚 州定居發展,從而證明了海上絲綢之路與揚州間的重要 聯系。考古材料的大量發掘,除能佐證文字史料的記載外,也能更為直觀地反映文字史料的內容,對于考古材料 的研究,既是對通史、綜述成果的鞏固,也是更為有力的 歷史佐證。

  (三)現存遺跡及研究概況

  揚州主要留存的海上絲綢之路相關遺跡不多,通常 以唐宋時期的歷史文化遺跡作為揚州對外交流的佐證, 其中尤以對仙鶴寺、普哈丁園兩處的研究最為顯著,而涉 及唐代揚州城市繁榮狀況的研究,又多有涉及唐城遺址。 仙鶴寺始建于宋德祐元年(公元 1275 年),在張紀堯《海 絲路上清真寺建筑的中國化—以揚州仙鶴寺為例》一文 中被認為是“揚州伊斯蘭文化現存最早同時也是較為完 整的遺存”。[12] 因為長期以來的不斷重修,仙鶴寺實際 上有宋、元、明、清四代的文化印記留存,保留了近千年來 不同伊斯蘭教文化。普哈丁園原為南宋末來揚穆斯林普 哈丁的陵寢,后不斷擴建改建,成為揚州伊斯蘭文化與海 外交流文化的重要象征。揚州大學薛平在《“新絲綢之 路經濟帶”上的揚州定位——揚州普哈丁墓園研究的微 視角》一文中,明確闡釋了普哈丁園在中國伊斯蘭文化 中的地位,同時也體現了其對于揚州參與新海上絲綢之 路建設,發展與中東伊斯蘭國家間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 意義。[13] 唐城遺址于 1975 年開始集中發掘,在 1977 年由各參與機構聯合發表的《揚州唐城遺址 1975 年考古 工作簡報》中,明確提到了唐城發掘出的各種外銷商品, 一方面展現了揚州發達的貿易交通,另一方面,外銷商品 的集中證明了揚州作為重要對外商港的存在與作用。[14]

  三、當前研究的不足與發展

  當前關于揚州地區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兩個方面。一是集中在揚州交通史與文化史的論述, 該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揚州過去繁榮發展的研究,通 過多角度的原因分析,集中突顯海上絲綢之路與海外貿 易對揚州繁榮起到的作用,進而論述海上絲綢之路與揚 州之間的密切關系。二是關于揚州地區各出土文物的報 告或者如黑石號等相關文物的報告,該部分一方面是對 過去文物、遺跡的科學描述,對其背景、時間的系統考證, 繼而用于佐證揚州地區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情況與揚 州地區的部分經濟商貿職官。然而,如此多數量的研究 卻很難對當前揚州海上絲綢之路申遺工程提供更多幫 助。一方面,大多數研究都是在間接構建揚州與海上絲 綢之路的關系,鮮有直接佐證,大多都是在展示揚州對外 經濟、文化、宗教、商貿交流,而試圖通過該部分內容來邏 輯推導出海上絲綢之路與揚州之間的關系。可以說,雖 然海上絲綢之路是揚州對外溝通交流的第一渠道,但是 大多數研究已經將其作為條件進行證明,而申遺課題實 為對條件的證明,現有的研究成果需要進一步的整合發展,從而使其更加符合申遺目標。另一方面,對于相關文 物的研究,又大多因為年代久遠而略顯簡陋,海上絲綢之 路的相關文物數量極大,但是幾次發掘高峰卻并沒有遺 留下足夠的文物資料作為基礎。雖然有年代久遠、文獻 稀缺、價值不足等原因,但不得不說是一大憾事。

  以筆者看來,未來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應集中在兩方 面。其一理論研究上,需要進一步突顯海上絲綢之路的 作用,將現有的研究與海絲申遺相結合,做新的探究。其 二實物研究上,將現有的文物資料進行整合與豐富,對出 土文物進行新一輪的整理,對海外相關文物進行對照研 究,從而將文物資料系統地與揚州結合,進而論證揚州在 海上絲綢之路中的作用與價值。

  四、揚州海上絲綢之路遺跡文獻研究意義

  在對地方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方面,通過對展現古代 揚州絲路歷史的相關文物資料與遺跡的系統調查、整理, 揭示揚州在古代絲綢之路的作用,還原當時揚州的國際 地位與城市文化生態,此項工作還沒有人系統做過。在 此基礎上為當今揚州城市文化發展路徑提供決策借鑒, 為提升揚州城市影響力、建設成為世界歷史文化名城提 供有益的思想資源。揚州歷史曾三次輝煌,海上絲綢之 路無疑極大促進了揚州的繁榮。搜集整理揚州海絲相關 遺址遺跡,除了豐富揚州的史料實證基礎,也能從另一個 角度出發,以史為鑒,助揚州達成第四次繁榮。

  在對揚州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方面,進入 21 世紀以來 我國的經濟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一帶一路”的 偉大倡議的提出,決定了需要對揚州在“一帶一路”之 中的作用進行系統地研究與整合。在揚州海絲申遺的關 鍵之年,對揚州“海上絲綢之路”遺跡進行統一的數據 化的編排整理,對揚州在“陸上絲綢之路”上的地位與 作用進行研究開發,不僅有利于其申遺工作的開展,也可 以為大運河與海絲沿線的其他城市提供歷史發掘研究的 重要范例。通過系統梳理揚州“海上絲綢之路”的文獻 與歷史遺跡,以數據庫的形式呈現出揚州在海上絲綢之 路對外文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為申遺工程中最為關鍵 的論證環節提供資料支撐。

  在豐富旅游價值等現實意義方面,揚州的歷史文化 底蘊豐厚,江湖海的交匯賦予了這座城市不一樣的深度, 市內的每一個古建筑、每一棵古樹,都對我們訴說著它的 故事。揚州擁有瘦西湖、大明寺、八怪紀念館等豐富旅游資源。海絲與揚州密切相關,崔致遠、普哈丁、馬可 · 波 羅等關鍵人物也與這座城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揚州 市也利用這些文化資源,把文化當作一個大產業來抓,逐 步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文化體系,不僅豐富了揚州市民的 生活,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來此旅游,推動了揚州城市 的發展。

  筆者通過大學生科創基金立項,以基于歷史學的文 獻研究法、基于考古學的田野調查法及 GIS 為手段,為揚 州地區的海絲申遺進行了基礎性的文獻研究工作,希望 為海絲申遺略盡綿薄之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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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揚州唐城遺址 1975 年考古工作簡報 [J]. 文物 ,1977(9).

《揚州地區海上絲綢之路遺跡文獻研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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