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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循吏為官理念與施政活動研究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歷史論文發布時間:2020-10-26 08:41:02瀏覽:1

循吏是明清社會行政系統中的一個特殊群體,在從政理念上,循吏忠以事君、恭以事長;清廉施政、治事安民;敬以處事、自律正己。其施政活動,強調可“棄官以全政體”,他們勸課農桑,發展地方經濟

   摘 要:循吏是明清社會行政系統中的一個特殊群體,在從政理念上,循吏忠以事君、恭以事長;清廉施政、治事安民;敬以處事、自律正己。其施政活動,強調可“棄官以全政體”,他們勸課農桑,發展地方經濟,勤政盡職,決斷獄訟,使社會公平公正,教化一方,傳承文化,造福黎民百姓。明清時期的循吏雖然人數不多,但其行為理念對當時社會發展還是產生了較大影響。

  關鍵詞:明清時期;循吏;清正廉潔

  《歷史研究》創刊于1954年,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歷史專業學術性刊物。

  明清時期的循吏是一個群體,主要包括知縣、知州、知府、道員、布政使、按察使等,其中以知縣、知州、知府等為主。①雖然在《明史》《清史稿》中記載有全傳的循吏不足300人②,其在明清兩代的行政官員中所占的比重可能也不是很大,但他們都是一些清正廉潔、善謀實干、政績突出的官員,其為官理念與施政活動對維系地方社會穩定發展、傳承社會主流文化有著積極作用。對明清循吏的研究學界已多有涉及③,但對該群體為官理念及其施政活動的綜合性探討尚不多見。本文根據部分循吏著作中的有關論述和明清官箴文獻對官員的要求,結合循吏的施政事跡,探討明清循吏的為官理念及其施政活動,不當之處敬請指教。

  一、明清循吏的為官理念

  依據部分循吏著作體現出的為官思想,以及明清官箴文獻對官員的要求和循吏在施政活動中遵循的原則,明清循吏的為官理念可概括為“忠以事君,恭以事長”“清廉施政,治事安民”“敬以處事,自律正己”三個主要方面。

  1.“忠以事君,恭以事長”

  “忠以事君,恭以事長”指的是如何處理朝廷和行政系統中同僚的關系。基本的態度是,對待上級、年長官員要恭敬、尊重、服從,以禮相待。

  “忠以事君”是指對皇帝、對朝廷要忠誠,做到誠信事君。明代汪天錫輯錄的《官箴集要》中特別強調,為官對上不欺君,對下不欺民,否則即為“濫官污吏”,要求“為政者,必信為主”,④把忠誠、誠信放在第一位。覺羅烏爾通阿《居官日省錄》認為,“事君如事天”“事上貴誠敬”⑤,為官不論職務大小,不能欺騙朝廷和君主,要講“誠信”,“毋謂君不見而可欺”⑥。

  “恭以事長”強調的是如何與同僚相處,對上級、年長官員要恭敬順從。覺羅烏爾通阿說:“處己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為主。敬則立,殆則廢。”⑦《初仕錄》強調,“自恃才能而慢上官,自矜清廉而傲同列,自恃科甲而輕士大夫,有一于此,皆足以喪名敗德”⑧。這些論述強調的都是對上官同僚要尊重,切不可有傲慢之心。汪天錫在《官箴集要》中還教導如何對待上官。他說:對待他們“皆當盡其誠敬”,“茍為不敬”“其為害事多矣”。⑨對上官安排辦事的官員也要尊重,“或有吏卒以公事至者,事雖己辦亦當以禮貌待之,非敬吏卒也,敬上司也”。汪天錫指出“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為主”,“茍能如是,豈有失哉”。⑩《居官必要》還指出了拜見上官的注意事項,強調“謁見本官上司自有一定之禮,不要有傲態,不惟不得上司之心,亦非所以安職分也”。但也不能阿諛逢迎,否則上司“心竊賤之矣”。B11覺羅烏爾通阿說:“儀節不可有愆,而言語尤不可有錯。”“語寒暄必有先后之序。”B12

  循吏的理念主要是以“朝廷”利益為出發點,把朝廷代表的“國家”放在首位,忠君事長既是為官之禮,也是維護當時社會秩序的需要。

  2.“清廉施政,治事安民”

  “清廉施政”指的是為官施政要清正廉潔。為官應“以廉為先”“以公正為先”B13。為官“受命以牧斯民”,若“不能守公廉之心”則屬于“不自愛”。B14“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它美莫能自贖”B15。

  李庚乾指出:“惟廉為重,若無操守其余無足觀矣。”“在官之人,一廉不足以蓋眾愆,一貪遂足以生萬惡。”B16覺羅烏爾通阿說:“賄賂初開,自謂偶一染指,似無大礙。孰知吏張其網,役假其威,我所得者有限,而說合過付已破其家矣。我所取者一回,而旁人中飽,不計次數矣。”B17

  清廉還須管好身邊人。汪天錫說:“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B18居官必先治其內后治其外。“家人縱令在任所者常須關防不許縱容,閨門中外索覓借貸亦不許子弟出游。其禍之機實肇于此,慎之戒之不可不察。”B19

  “治事安民”強調的是以民生為要。徐榜指出,“古者于民饑溺,猶己饑溺,心誠求之,若保赤子”B20。為官者要把民眾的疾苦當作自己的疾苦,要像保護嬰兒那樣來關心愛護百姓,切莫擾民。尤其“為大吏者亦須安靜,安靜則為地方之福”B21。

  3.“敬以處事,自律正己”

  “敬以處事”強調的是為政盡職,“當官任職”應不計得失“志在必為”B22,要“以勤政為首務”B23。“小心兢業,毫無怠忽,謂之敬”,“黽勉從公,夙夜匪懈,謂之勤”。B24為政小心勤勉,不會因為拖沓而誤事。對此,汪輝祖指出,“事到即辦,則頭緒清楚”。否則“一日積一事”,“積之愈多,理之愈難,勢不能不草率。”“能勤,則事劇亦暇,暇自心清;不勤,則事簡亦忙,忙先神亂”。B25在高廷瑤看來,“好官何?盡心焉而已。何為盡心?視民之困苦抑如身受,為之甦其困、平其冤,使民各得其所而已”B26。

  “自律正己”就是在沒有任何約束、監督的情況下嚴格要求自己,端正思想,拒絕一切誘惑。方大湜說,面對利益誘惑,初皆在“可取不可取之間”,“偶一為之,自謂無損,久則顧忌漸忘。自愛者當視為酖毒,饑渴治死,不可入口”。B27為官正己應不信“讒謟諛佞之人”,不結交“異色人”。B28這類人“近之為災,遠之為福”B29,他們“如官人好飲,即投之美味酒饌,好色即投之以容貌倡優,好文即投之以詩文詞章,好戲玩即投之以器皿書畫,好花木即投之以奇花異草。”與這樣的人打交道,“雖欲廉正其可得乎”B30。

  “敬以處事,自律正己”,說到底就是在其位謀其政,任其職盡其責,做到這一點,則“不論外部監督機制是否確立、執行是否嚴格”B31,其都能為政盡職,秉公辦事。

  二、明清循吏的施政活動

  余英時將循吏的施政活動概括為改善人民經濟生活、教育和理訟三個方面,B32具體表現為勸課農桑、決斷獄訟、教化社會。

  1.發展經濟

  一是發展農業生產。首先是提高農業產量,制定優惠的墾荒政策,擴大種植面積是最好的辦法。萬歷年間確山縣令陳幼學,針對“縣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難墾”的實際,下令“投碟者,必入草十斤”,很快“得沃田數百頃”。B33康熙年間,云南昆明知縣張瑾“疆畫荒地”,“給牛種”,三年得田“萬余畝”。B34這些做法都有利于調動百姓墾荒的積極性。

  其次是鼓勵養蠶紡織。如康熙年間長沙知縣劉棨,發現“山多槲葉”,遂派人“赍蠶種,募善蠶者教之”。B35雍正年間四川達州知州陳慶門,“買桑遍植,教以分繭繅絲織法”B36。乾隆年間嵩縣知縣基淵“植桑教蠶,出絲甲于他邑”B37。同治年間湖州知府楊榮緒,“課民種桑”,“貧者給以桑苗,絲業復興”。B38這些做法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

  最后是積極興修水利。萬歷年間確山知縣陳幼學,“疏為河者五十七,為渠者百三十九”,“民大獲利”。B39乾隆年間貴州按察使陳德榮,“筑壩堰,引山泉,治水田”B40。嵩縣知縣康基淵“開新、舊渠十八,灌田六萬二千余畝”B41。

  二是做好荒政管理,保障民生經濟。法國學者魏丕信在論及18世紀中國的荒政時曾指出,荒政管理是古代循吏必備的基本能力B42,顯然組織有關工程建設防治自然災害就成為循吏施政的重要內容。水患在明清自然災害中排第一位B43,治理水患成為循吏工作的重要內容。如雍正年間的陳慶門,組織人員“樹椿編竹,實土為坦坡;又取亂石填擲水中,水停沙淤,久而成州,民免墊溺之患”B44。

  組織抗旱也是循吏的任務。面對干旱,有的循吏親自祈禱,甚或采取極端手段施加自身,以便感動上蒼賜雨。如成化年間新會知縣丁積,遇當地大旱無雨,便“筑壇圭峰頂。昕夕伏壇下者八日,雨大澍。而積遂得疾以卒”B45。弘治年間,湯紹恩任職紹興時,“歲大旱,徒步禱烈日中,雨即降”B46。

  蝗災也是一種常見災害,對付蝗災自然也成為循吏的重要工作B47。如萬歷年間確山縣秋成時“飛蝗蔽天”,知縣陳幼學組織捕蝗“得千三百余石”,于是蝗不為災。B48同治年間瑞昌知縣冷鼎亨,“徒步烈日中,掩捕經月,露宿禱神”,“蝗皆死”。B49這些記載或有夸張的成分,但其體現出來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當時政府“捕蝗救災的方式與能力直接影響群眾的生存狀況,是保障社會穩定的重要機制”B50。

  發生災害年份,循吏積極解決百姓生活問題。如,康熙年間,蠡縣知縣廕爵數次上書救濟災民未獲準時,冒死將儲備糧“盡發之”,并自己“出帑五百金貸民種麥”。B51道光年間,鄒平縣令張琦調查了解470多個村莊的受災情況,上報爭取援助。B52嘉靖年間,應天通判龐嵩遇饑荒之年,“貸之巨室富家,全活者67000余人”B53。針對囤積糧食、哄抬物價、擾亂百姓生活的行為,循吏多采取嚴厲措施進行打擊,同時設法平抑物價。如康熙年間,吳縣大旱,知縣廖冀亨“自貸金易米以濟”,“拘不法者重治之,凡留難、勒索、蹋斛、淋尖、高飏、重篩諸害,埽除一清”。B54

  美國學者詹姆斯·C·斯科特指出,對精英階層道德行為的評價,要看其是否“為處于饑荒時期的臣民提供生計”B55。從這個角度講,循吏可以稱得上是明清社會精英階層中的優秀者。其所作所為,實際上是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塑造的一批對社會、民生傾注了終極關懷的士人,在一定職位上對其修、齊、治、平抱負的實踐。B56

  2.決斷獄訟,促進社會公平公正

  一是嚴禁胥吏、豪強欺民。萬歷年間陳幼學,擔任湖州知府時的第一件事即捕殺違法之豪紳惡奴,對橫行鄉里的惡勢力“置諸獄”,罪行嚴重者“立杖殺之”。B57嘉慶年間館陶知縣張琦對“胥吏擾民”,“必嚴論如法”。B58同治年間,江西瑞昌知縣冷鼎亨“捕訟師及猾吏數人,繩以法”B59。

  二是平反冤獄。隆慶年間,永康知縣張淳上任即“日夜閱案牘,訟者數千人,剖決如流”B60。乾隆年間,秦安知縣牛運震探明冤情之事即“昭雪之”B61。

  三是嚴打盜匪豪強等。對擾亂百姓生活的官匪、盜匪進行嚴厲打擊。康熙年間江西瑞州府龔景瀚,以“堅壁清野”之法對付盜賊,致“賊食絕”B62。康熙年間,廣東昌化知縣陶元淳發現瓊州守備黃鎮中欺壓百姓,為將其繩之以法與總督抗辯,面對黃鎮中密令“百人佩刀入署”的威脅怒叱他們藐視國法,最終將黃鎮中“論罪如律”。B63

  四是不畏強權,維護正義。康熙年間,四川嘉定知府李渭,對制造冤獄的上官說:“吾官可棄,殺人媚人不為也。”B64同治年間,“大學士李鴻章弟子之傔人橫于鄉,以逼債毆人死”,圍觀者達數萬。當時在合肥任職的孫葆田組織驗尸并明確表示,“敢欺罔者論如律”,于是“人皆歡噪,謂包龍圖復出”。B65光緒年間,在鄧州任職的朱光弟,面對制造冤獄的上司說:“吾安能惜此官以陷無辜?”B66

  循吏不畏強權,不懼丟官,維護的是社會正義,也是“法律”“制度”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循吏決斷獄訟、治事安民,對促進社會公平公正,維護社會風清氣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3.建院設學,教化社會,實現社會文化傳承

  朱元璋登基后,“首學校、農民諸實政”,對“無課農興士效”者“立命黜之”。B67朝廷的重視使得地方官員尤其是循吏把“禮儒”、興學校、建學舍等當作重要大事來抓。

  一是興建學校。明初,湖廣行省員外郎陳灌建院設學,延聘良師為“俊秀子弟授業”B68。洪武年間,濟寧知府方克勤“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教化興起”B69。康熙年間,直隸蘇寧知縣黃世發“建社學,教以孝親敬長”B70。雍正年間,四川達州知州陳慶門“建宣漢書院,聘名流教授,文風漸振”B71。乾隆年間,河南嵩縣知縣基淵,在嵩縣“以無業之地,建社學三十二所”,在肅州“建社學二十一所”。B72乾隆年間,牛運震“設隴川書院,日與諸生講習,民始向學”B73。

  二是獎勵學生,培育棟梁之才。康熙年間,新安知縣陸師對應試童子“免其徭,民興于學”B74。光緒年間,鄠縣知縣陳文黻“建書院、義塾,置書籍,延高才者為師”,一改往日“每試不得一人”的局面。B75

  三是搜羅經籍,延續文化血脈。如雍正年間進士、秦安知縣牛運震“搜考金石”,著“經義、史論、文集及金石圖”B76。乾隆年間,廣靈知縣朱修度,“采訪遺書,得四千五百余種”B77。也有循吏自己著述,如乾隆年間張甄陶任職昆明“著經解百余卷”,在廣東作《實政錄》。B78嘉慶年間的劉衡在多地任職,著有“庸吏、庸言、署僚問答、讀律心得等書”,皆“閱歷有得志言”。B79咸豐年間,方大湜將自己工作中的經歷與經驗輯錄成冊,涉及“蠶桑、捕蝗、修堤、取田”等多方面內容。B80

  四是懲戒邪說。正德年間,永豐知縣唐侃發現當地“尚鬼,尤好俳優”,于是“禁止之”。B81乾隆年間,商河知縣紀大奎為對付“誘民為亂”致“訛言四起”的邪教,“集縣民,諭以禍福”,使之“皆驚悟”“相率解散”。B82

  五是教化社會。成化年間,河南新會知縣丁積奉行“為政風化為本”,借助“朱子家禮,擇耆老誨導百姓”,使當地“風俗大變”。B83

  作為地方一級官吏,循吏把興禮義、重教化、懲治異端邪說放在施政的重要位置,這與儒家“為政以德”“為政以禮”的治國箴言一脈相承。建院設學、獎勵學生、搜羅經籍的做法,彰顯的是社會對教育的重視。在教育尚未普及的明清社會,循吏的這些做法無疑起到了引領社會向學、傳承社會主流價值觀的作用,有利于凈化區域社會的風尚。

  三、明清循吏施政對官風與社會的影響

  作為地方一級官員的循吏,既是上級政策的執行者,又是所轄地方的施政者,其在官民兩端的“中介”作用或許微不足道,但其為官理念與施政活動確實有別于一般官員,其在施政活動中確立的價值標準,在當時乃至對后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并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成為判斷官吏優劣的準繩。

  一是為選拔官員確立了標準。循吏的施政活動得到上官的稱贊和皇帝的褒獎,可以說就是對其工作的認可。乾隆年間,吳煥彩擔任范縣知縣時治理有方,對轄區了如指掌。巡撫很有感慨地說:“知縣者,知一縣事,君可謂之知縣矣。知縣者,民之父母,君可謂之民之父母矣。”“以卓異薦,擢湖北鶴峰知州。”B84史誠祖在汶上任知縣期間,“為治廉平寬簡”。永樂七年(1409),明成祖北巡派人考核“郡縣長吏賢否”時,“誠祖治第一”。在褒獎他的詔書中說:“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朕統御天下,夙夜求賢,共圖治理。往往下詢民間,皆言苦吏苛急,能副真心者實鮮。爾敦厚老成,恪共乃職。持身勵志,一于廉公。平賦均徭,政清訟簡,民心悅戴,境內稱安。方古良吏,亦復何讓。特擢爾濟寧知州,仍視汶上縣事。”同時還賞賜“織金紗衣一襲,鈔千貫”。B85因政績卓著而被推薦擔任高一級職務或者受到皇帝褒獎的事例在循吏群體中并不少見。

  二是受到百姓的愛戴,形成榜樣力量。循吏的行為在其所轄區域被百姓廣為傳頌,形成一種榜樣力量,成為一些新入仕且立志成為廉潔官員者模仿的對象,在仕林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循吏生前和歿后能夠得到廣大百姓的愛戴和紀念即可為證。

  其一,循吏生前施政得到百姓的贊許和愛戴。明宣德年間范希正擔任曹縣知縣時,“有奸吏受賕,希正按其罪,械送京師。吏反誣希正他事,坐逮”。此事被當地居民知道后,有800多人“詣京白通政司,言希正廉能,橫為奸吏誣枉”,“泣言朝廷奪我賢令”。B86康熙年間,澤州知州佟國瓏,因遭人誣陷而被罷官,“州民鳴鐘鼓罷市”使之“留原任”。后因受牽連被罰款,“民感其惠,捐金投州庫代償其半”。B87乾隆年間,牛運震“官秦安八年,惠農通商”。居官“不假手幕下,事輒自治”,深得民心。當其離任時,許多人“走千里”相送。B88同時期,曾在山東曹縣、新城當知縣的劉大紳,“操守廉潔”,受民愛戴。在新城因處處為民著想,當其調任曹縣時“民數千遮道乞留,大吏為留大紳三月”。在曹縣,因征稅與上官不和請辭職務,百姓得知后“環署泣留,相率走訴大吏”。新城、曹縣居民甚至“捐金請贖”。B89

  有循吏因某方面治績卓著而被百姓冠以特殊稱號以示愛戴。如永樂年間錢塘知縣葉宗人為政清廉,被百姓稱之為“錢塘一葉清”B90。隆慶年間永康知縣張淳對前來告狀者“示審期”,“鄉民裹飯一包即可訟畢”,號稱“張一包”,喻其“敏斷如包拯”。B91

  其二,循吏歿后被百姓建祠供奉、祭祀、紀念,期望日常生活中常有這樣的官吏保佑百姓安居樂業。明朝永樂年間,汶上知縣史誠祖為治廉平寬簡、民心悅戴,其去世時“士民哀號”,將其“留葬城南,歲時奉祀”。B92順治年間,在河南、福建等地任職的白登明,為官清廉,“貧無余資”,州人籌金以殮,“入祀名宦祠,鄉民多肖像立祠祀焉”。B93康熙年間,任職常熟知縣的宗堯“以勞致疾”,百姓“萬民留葬”。B94同朝陳如咸曾在福建、漳浦等地任職,“教養兼施”深受百姓愛戴,并建“生祠曰‘月湖書院,歲時祀之”。去世后,漳浦士民“奔哭于月湖書院”,“歲祀不絕”。B95同治年間,在漢川、隨州等地任職的陳豪,為政“多所成就”。卒后,隨州百姓“思其德,于西偏為建遺愛祠祀之”。B96

  明清循吏之被稱頌,是因其擁有一般人不具備的“德性”。康熙帝曾說:為官“才德兼優為佳,若止才優于德,終無補于治理耳”B97。人品至上、行為正派的官員,才能成為歷代社會倡導和塑造的理想官員類型。

  注釋

  ①楊軍民:《從〈清史稿·循吏列傳〉看清代循吏的群體結構特征》,《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②孟森先生認為《明史》中的循吏“全傳百二十人”(見陳清林、杜曉宇:《中國古代循吏傳》(下冊),華夏出版社,2014年,第546頁);楊軍民《從〈清史稿·循吏列傳〉看清代循吏的群體結構特征》一文提到,《清史稿·循吏列傳》“總計共載116名官員”。

  ③如羅威廉:《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陳梧桐:《論明前期的清官循吏》,《史學集刊》2006年第5期;顧國華:《明代宗臣的循吏思想及其實踐》,《鹽城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張偉:《良僚循吏汪祖輝》,《中西法律傳統》2008年第6卷;研究古代官德、政德的文章和著作也有涉及,如李建華:《中國官德:從傳統到現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岑大利:《中國古代官德建設及其現代借鑒》,《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2年第5期。

  ④⑨B14B15B18B19B20B30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官箴書集成》第1冊,黃山書社,1997年,第264、272、267、266、267、267、381、266頁。

  ⑤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官箴書集成》第8冊,黃山書社,1997年,第39、22頁。

  ⑥B12B17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官箴書集成》第8冊,黃山書社,1997年,第39、19、179頁。

  ⑦⑧B11B23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官箴書集成》第2冊,黃山書社,1997年,第77、37、59、29頁。

  ⑩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官箴書集成》第1冊,黃山書社,1997年,第263、272頁。

  B13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官箴書集成》第1冊,黃山書社,1997年,第262、266頁。

  B16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官箴書集成》第9冊,黃山書社,1997年,第314、322—323頁。

  B21B97章梫:《康熙政要·擇官》,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1969年,第430、428頁。

  B22B28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官箴書集成》第4冊,黃山書社,1997年,第231、235頁。

  B24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官箴書集成》第9冊,黃山書社,1997年,第271頁。

  B25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官箴書集成》第5冊,黃山書社,1997年,第321頁。

  B26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官箴書集成》第6冊,黃山書社,1997年,第4頁。

  B27B34B35B36B37B38B41B44B49B51B54B58B59B61B62B63B64B65B66B70B71B72B73B74B75B76B77B78B79B80B82B84B87B88B89B93B94B95B96趙爾巽等:《清史稿》,中華書局,1977年,第13083、12985、12995、13014、13027、13058、13026—13027、13013—13014、13088、12991、12997、13055、13088、13021、13041、12996、13018、13089、13087、13017、13014、13027、13021、13000、13091、13022、13032、13022—13023、13057、13083、13034、13034、12999、13021、13032—13033、12969、12970—12971、12975—12976、13084頁。

  B29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官箴書集成》第1冊,黃山書社,1997年,第267、265頁。

  B31郭成偉:《官箴書點評與官箴文化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26頁。

  B32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3頁。

  B33B39B45B46B48B57B60B68B69B81B83B85B86B90B91B92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第7217、7217、7211、7212、7217、7217、7216、7186、7189、7212、7210、7192、7209、7195、7216、7192頁。

  B40B52B53B67陳清林、杜曉宇:《中國古代循吏傳》(下冊),華夏出版社,2014年,第427、489、373、342頁。

  B42魏丕信:《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徐建青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頁。

  B43鄧拓:《中國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21頁。

  B47鄧云特:《中國救荒史》,上海書店,1984年,第30頁。

  B50劉倩等:《明清時期安徽省蝗災時空演化、社會影響與響應》,《古地理學報》2018年第4期。

  B55詹姆斯·C·斯科特:《農民的道義經濟學》,程立顯等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第42頁。

  B56王仲:《古代循吏重農行為考察——以明清為例》,《中國農史》1996年第4期。

《明清循吏為官理念與施政活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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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明清循吏為官理念與施政活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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