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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文化基因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思想政治論文發布時間:2020-11-07 09:06:57瀏覽:1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實踐中不斷展現出其獨特的優越性,更需要在理論上加以科學地說明和論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聯系十分緊密,有必要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思想淵源和現實發展的科學性

   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實踐中不斷展現出其獨特的優越性,更需要在理論上加以科學地說明和論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聯系十分緊密,有必要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思想淵源和現實發展的科學性,進而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文化基因,從而使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制度充分有效地發揮重要作用。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

  中圖分類號:D6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20)05-0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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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科學》自創刊以來,一直秉承“為領導工作科學化服務,為建設高素質的干部隊伍服務,為繁榮和發展領導科學服務”的辦刊宗旨,深受廣大領導干部和社科理論工作者歡迎,許多中央領導同志在地方任職時都是《領導科學》的讀者和作者。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再強調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其中制度自信是可以外部感知的,而文化自信則是蘊含在人們內心的價值觀念,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互為表里的。近些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日益顯現,同時也不斷受到來自各方面的責難。為此,有必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科學的論證。本文試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文化基因作出初步的分析。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互碰撞的結果

  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這一概念,最早是在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江澤民在報告中分別論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綱領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方面,他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經過20年的發展和充實,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根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這就更加準確地指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特點。可以更加明確地說,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必須認識到它的深刻的歷史文化淵源。這可以從中國歷史上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所經歷的漫長過程中加以說明。

  從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來看,外來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大致分三個階段,表現出三種不同的狀況。當中華民族最強盛、經濟文化最發達的時候(以漢唐為突出標志),外來的文化,如發展程度不高的游牧民族的文化以及從國外傳來的佛教文化,都為中國文化所吸收乃至同化。這些文化的傳入無疑有益于,至少無害于中華民族的發展。這是中外文化交往的第一階段。

  隨著中國封建王朝的逐步衰落,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獲得了迅速的發展。伴隨著資本擴張,資本主義文化(已經或開始世俗化的基督教為其主要標志)開始侵入中國,中外文化交流進入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的時間不長,主要是鴉片戰爭之后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這個時期進入中國的資本主義文化的突出特點是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擴張開辟道路,因而對中國文化采取了一種進攻性的姿態,從而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大的震動。

  對待資本主義文化,中國的統治者和知識界精英先后采取了三種態度。

  第一,集中力量加強傳統體制。這種態度的思想依據是,中國的問題不是自身的問題,而是外部問題。這實際上是一種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思想,它在事實上行不通。因為,近代中國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封建社會內部已經出現了反對傳統、走向工業化的歷史要求。要想復古倒退,是不可能有出路的。

  第二,贊成有限度的改革。這以洋務運動為具體表現。這種態度的特點是,羨慕西方先進的武器設計、制造以及軍事訓練,而對如何通過工業化走向現代化不感興趣。其代表人物并不知道,現代化已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他們這樣想或做,實際上把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拱手讓給了西方,從而使中國對外國的依賴更加嚴重。從根本上講,這種態度的缺陷在于忽視了掌握、制造先進武器的人的因素。人如果與武器不相適應,再好的武器也沒有用(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恰好證實了這一點)。而要實現人的現代化,必須改變中國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

  第三,主張“全盤西化”。梁啟超、胡適等人持這種態度。他們看到了第二種態度的局限性,這是難能可貴的。但他們的主張在事實上也行不通。因為,“全盤西化”遇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強烈抵抗;人民大眾精神的崩潰又為封建勢力所利用,軍閥混戰連年不斷,這就導致了中國的分裂以及各路軍閥對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不同程度的依賴。而且,帝國主義國家也不支持中國“全盤西化”。新文化運動雖然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雙重任務,但骨子里也是徹底反對傳統文化的,因而它沒有得到廣大中國民眾的普遍支持而半途而廢。它為民族救亡運動所打斷完全是偶然的,但它同時必然地預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

  從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封建社會發展成熟之后,必然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但這種一般規律在不同的民族國家內部,表現形式是各不相同的。西歐的封建制孕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是典型形式。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在那些文明不甚發達的發展中國家,由于受到已經發展起資本主義的西歐國家的殖民統治,雖然經濟上受剝削,政治上受壓迫,社會出現嚴重的異化,但它們不甚堅固的文明終究通過學習西方的思想、教育和管理等途徑而為西方文化所取代,從而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那里扎下了根。對于這類國家來說,痛苦不是長久的事。還有一類國家(如日本),雖然封建文明比較發達。但它們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時,既接受了西方的技術和意識形態,又把社會的異化和動蕩降低到了最低點,從而較為順利地過渡到了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相對這兩類國家而言,封建文明源遠流長、封建生產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歐封建社會的中國,在資本主義文明的挑戰面前,既不愿意拿自己的數千年文明俯首低就發展才二三百年的資本主義文明,又無力繼續在日益緊密聯系的世界經濟、政治、文化交往中扮演獨往獨來的自在角色。這種情況既不同于一般發展中國家,也不同于日本。中國要想發展,只有引進一種比資本主義文明更為高級的文明,才能既使中國文明得以復興,又能避免無休止的社會痛苦。

  這樣,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交往就必然地進入第三個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運用,是以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為標志的新文化發展的開端。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實際上是主張用西方的觀點來批判西方,從而使中國人獲得了全新的思想方法和認識論體系。過去,中國人對資本主義采取一概排斥的態度,實際是一種害怕資本主義的心理。作為馬克思主義核心的科學社會主義,則是以批判資本主義為前提的,它無論在自身的觀念形態上,還是在其所揭示的社會依次更替的規律上,都表明社會主義是高于和優于資本主義的。而且,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要求我們,不要總是把眼光盯在外面,而應當立足于國內實際解決問題。這樣,可以從根本上使中國擺脫那種或者一概排斥外國、或者一味依賴外國的狀況,從而真正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之所以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歡迎,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古已存在、流傳久遠的大同思想具有極為相似和一致的一面。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存在著相融的一面。但是,這種融合不可能演變為上文所說的中外文化交往的第一階段的那種同化。因為,馬克思主義本來不是專門針對中國而創立的:作為人類文化遺產的集大成者,馬克思主義是以批判資本主義為己任的,是高于資本主義也高于資格比資本主義還老的中國文化的。今天它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土壤上依然具有重要影響則表明,它的生命力是無可懷疑的。因此,從它的理論視野高超與內容博大精深來看,中國需要馬克思主義來解決社會發展問題;從它產生 的直接依據來看,中國又需要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過程,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方法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過程,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從中國國情特別是從中國文化的視角出發思考和對待馬克思主義、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過程。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堅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創造成果之一。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交融的鮮明特點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長期奮斗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的必然結果”。這些論述不僅指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范圍和內容,而且也指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歷史文化傳統。對此,有必要加以深入分析,得出應有的新認識。

  在資本主義文化進入中國之后,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突出表現是民主概念的滲透和一系列不成功的實踐。這里的關鍵是,中西方對于民主的起源認識存在差異,更準確地講是關于西方民主是否應當全盤照搬到中國社會現實中來的認識上存在著差異。如果我們講民主政治時一開始就照搬古希臘民主的基本含義即多數人的統治這一定義,那么,這種民主繼續走下去必然是全盤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但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西方民主的起源與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上的差異,就不難作出新的判斷:西方民主制度設計的依據不僅在中國歷史上不存在,而且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更是行不通,因而中國只能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

  這里有必要簡要地回顧一下中西民主起源的差異問題,首先分析西方民主的發展過程。可以把西方民主的發展分為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這二者雖然有前后相繼的關系,但更重要的是有歷史文化和近代以來經濟社會的傳統基因的區別。古希臘民主是在雅典奴隸制國家形成之后逐步發展起來的。從公元前8世紀末雅典奴隸制國家形成起,執政當局不斷推進改革(以梭倫改革和克利斯提尼改革為典型),一個基本思路是以地域部落代表代替血緣部落代表組成國家體制,從而形成奴隸主民主政治。在古羅馬時期也是類似情況,羅馬第六個國王塞爾維烏斯·土利烏斯進行的改革,是將全體居民根據財產的多少分成五個等級,每個等級組成數名不等的百人團參加國家管理。對此,恩格斯曾明確指出:“這樣,在羅馬也是在所謂王政府廢除之前,以個人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古代社會制度就已經被炸毀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新的、以地區劃分和財產差別為基礎的真正的國家制度。”[1]可見,古希臘、古羅馬的民主是以地域代表取代血緣集團代表而形成的。

  歐洲經過黑暗的中世紀之后,資本主義民主開始出現。這是由中世紀時期一批主要從事工商業活動的自由人(由封建莊園逃離出來的手工業者構成)組成的城市共和國中產生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壯大了早期資產階級的力量,他們在與封建農奴制的抗爭中不斷取得勝利并最終戰勝了封建主義勢力,從而以商品經濟發展的必要的平等原則構建起資產階級民主制度。這種民主制度繼續沿用了古希臘、古羅馬的少數服從多數的基本原則,在不同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現代民主政治制度。

  與上述歷史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的古代、近代均不具備民主制度產生的歷史條件。具體來說,古希臘、古羅馬和近代資產階級民主產生和發展的社會經濟條件,在中國古代和近代均未出現。中國歷史上奴隸制的形成,并不是以摧毀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氏族社會為前提的。相反,氏族社會的宗法制得以繼承,血緣關系被引入到奴隸社會。奴隸社會的宗法制正是氏族血緣關系進入奴隸社會后在政治結構上的反映。以周王朝為例,當時的各級統治者的政治經濟地位完全取決于他們的宗法地位,而且這種地位是由嫡長子世襲的。周朝的君主與各諸侯、卿大夫的關系,是以宗族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君臣關系。君主以自己為中心,根據血緣關系的遠近,將親、貴、富三者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個統治網絡。君主集政治、司法、財政、軍事大權于一身,他的旨意即為法律,他既不受法律約束,也不受任何監督,各級統治者由于宗法等級制的約束,在政治權利方面并不平等。整個社會的政治結構呈金字塔式,處在最底層的是農民和奴隸,他們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甚至沒有人身自由),站在塔尖的是擁有至高無上權利的君主;居于中間的是各級統治者。這種宗法制的政治制度,正是典型的君主專制政體。

  進入封建社會之后,以小農經濟為特征的生產方式在組織結構上構造了家長制。所謂家長制,就是家長在家庭中享有主宰一切的地位,各個家庭成員之間有明確的權利和義務,他們的行為有著嚴格的范圍限制。于是,封建君主將家長制與宗法制結合起來,形成了封建家長制。這種封建家長制既保存了宗法制原來的那種按血緣關系分享政治經濟權利的原則,保證了皇族的統治;又吸收了家長制中那種家長在家庭中處理問題的方法與原則,強化了君主在整個統治機構中的權力地位。這種政治制度適應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強化和完善了君主專制政體。可見,中國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由于繼承了原始社會的血緣關系,拋棄了原始的軍事民主制的傳統,從而形成了君主專制政體的歷史傳統和文化根基。

  中國從古代到近代,西方那樣的民主政治制度之所以始終未能真正建立起來,一是因為封建宗法制度始終沒有被打破,二是由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而商品經濟極不發達所決定的。早在奴隸制時代,奴隸勞動是社會勞動的主要形式,它被廣泛地應用于農業、手工業和商業。農業是奴隸制經濟的基礎,占有絕對優勢。當時雖然也有手工業和商業,但那主要是由官府控制、為統治者奢侈消費服務的。這正是奴隸制時代我國未能建立起像西方那樣的城邦民主制的深刻的經濟根源。奴隸制被封建制代替之后,土地私有制出現,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以個體家庭為經營單位的小農經濟成為最為普遍的經營形式。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狹小的生產規模把農民束縛在家庭經濟范圍內,使農業與手工業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結構。封建社會的地主家庭經濟也是如此,封建地主一部分居于農村,他們按自給自足的原則來安排自己的生產和消費;城居地主雖與商品經濟有較多的聯系,但其中相當部分是把從農村運來的租谷只用于消費。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特點構造了農村生活的畫面:農民與商品經濟聯系少,他們思想保守;農民世代經營農業,對土地依賴性強;宗法、家長制色彩濃厚;等等。

  當然,與封建自然經濟并存發展的還有封建商品經濟,但封建商品經濟在封建國家“重農抑商”政策的束縛下,只能步履維艱地生存和發展著,并且極不發達。在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興衰與小農經濟有著密切的聯系。由于封建統治階級對小農殘酷剝削,農民生活極為貧困,用于市場交換的剩余產品寥寥無幾,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封建統治階級采取掠奪性和破壞性的商業政策,限制和打擊商品生產和交換;封建社會戰亂頻繁,社會動蕩,商品生產和商業活動的正常秩序常被打亂;封建統治階級還在政治上貶低工商業者的社會地位。因此,到鴉片戰爭前,中國封建社會內部雖然已有了資本主義萌芽,某些地區和部門已出現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但這種資本主義發展十分遲緩,還不可能沖破和改變封建的經濟結構,因而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仍是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

  以上可見,中國歷代汪洋大海般的小農經濟不可能全面過渡到商品經濟,被馬克思戲稱為“一袋馬鈴薯”的小農也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自己代表自己,而只能由別人來代表他們。歷代農民起義最終總是以新的皇權取代舊的皇權為結局,正是這一事實的明顯標志。城市中商品經濟的發展總是步履維艱,資產階級先天不足,也不可能像西方的市民那樣,最終打出民主政治的大旗。他們在民主政治方面的微弱呼聲,在濃厚的封建主義傳統面前極少引起應有的回響,民主政治在中國因此始終未能發育起來。

  中西民主政治起源條件的根本不同,決定了中國只能在自己的文化傳統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關于民主起源、民主發展、民主消亡的思想和方法為指導,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民主政治發展的經驗教訓,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正是基于這一條件和思路,中國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各個主要方面,都體現出這個特點:關于人民代表大會這個根本政治制度,我國強調人民當家作主這個根本要求,并將它與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統一起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所在地域的人民群眾選出,代表他們在所在區域行使立法、監督、決定、任免等權利。在具體工作中,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關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政協委員由社會各界、黨派、團體中的代表人物、先進分子所構成,充分代表各界民意,開展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增進社會共識,促進人民團結。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則是從中國歷史上一直實行中央集權體制、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施以來只設置一院制這個大的國情現實出發而制定的,是充分反映各民族利益的制度設計,充分體現了全體中華兒女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和鞏固的根本意愿。因為多民族的大一統、各民族多元一體,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一筆重要財富,也是我們國家的重要優勢。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則是發展社會主義基層民主的具體制度安排。正是考慮到中國歷史上民主發育遲緩的根本國情,必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積極在城鄉社區開展民主建設,同時通過在全國基層單位開展民主管理制度推進實踐,既做好社會管理,又培育公民意識,為整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從以上這些民主政治制度的設計和安排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既堅持了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又借鑒了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形式,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推進和建設,而在這個過程中,始終都體現出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和科學方法的指導作用。

  三、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制度中的各項具體安排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發展現實的有效結合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面論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概念,明確它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是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的依據。特別重要的是,它強調“突出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不僅為我們正確認識和有效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指明了方向,也對有關理論研究提出了重要課題。從這個文件的表述看,先后有這樣幾種提法:“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一國兩制是黨領導人民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一項重要制度”。從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來講,不應當僅限于以上幾個提法。所以,區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很大很重要的課題。本文限于篇幅,僅就其中關于“根本制度”的兩個方面,即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和“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作些分析。關于第一個根本制度前文已作了闡述,這里就“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提出以下分析和論證。

  將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的根本制度之一,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曾經明確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2]。事實上,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中都是如此。我們作為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指導思想地位,一直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圍攻謾罵,尤以今日的美國對我國的攻擊為甚,這只能說明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非常正確、非常重要的。同時也要明確,在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融合基礎上由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完全符合中國國情并成功推動和保障中國社會向現代化發展而且不斷實現社會全面進步,也證明了中國文化的繼承性、發展性和強大生命力,我們決不能在西方敵對勢力的攻擊下自亂陣腳。相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在當前遇到了空前挑戰,已顯示出其走向末路的征兆。如果我們放棄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以及其他在西方顏色革命推動下的改旗易幟帶來的社會動蕩和歷史倒退,將在中國重演,歷史教訓值得我們永遠記取。

  在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制度方面,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心聚力,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和抓手。中國共產黨自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概念以來,始終深知要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相抗衡并取得最終勝利,必須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個價值觀必須體現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下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西方核心價值觀的借鑒。根據這個原則,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樣從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界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現了科學性和針對性的時代特色,更重要的是將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中有益的內容和概念加以改造,直接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將而且正在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動員全社會力量抵御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侵襲的銳利武器。按照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經過一個時期的努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全面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那時其社會作用將得到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發揮。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還特意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期待,提出要“健全人民文化權益保障制度”。這是一個嶄新的概念,這是從制度層面為加快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提供頂層設計和政策依據。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豐富多彩的文化產品,豐富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具體體現,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這一根本制度的題中應有之意。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種美好生活不僅包括物質生活,而且包括文化生活,還包括社會和環境的高質量發展。其中,文化生活的需求更加直接和具體。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日益豐富的文化產品,有賴于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大發展大繁榮,這種大發展大繁榮必須有具體的制度加以保障。提出“人民文化權益保障制度”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個創造,它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共產主義將實現人們對舊有觀念徹底決裂的具體落實要求,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長期實行愚民政策的超越,也是反擊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侵蝕的有力武器。因此,這一制度的實行和落實,將極大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有力地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制度,從而有效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5.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8.

《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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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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