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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市民社會研究視閾轉換和反思批判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思想政治論文發布時間:2020-10-19 08:42:48瀏覽:1

馬克思市民社會研究是建立在對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反思批判基礎上的。著眼于市民社會中的現實利益矛盾,馬克思從政治哲學到政治經濟學,再到社會歷史觀領域,層層深入地對市民社會理論展開反思批判

   摘 要:馬克思市民社會研究是建立在對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反思批判基礎上的。著眼于市民社會中的現實利益矛盾,馬克思從政治哲學到政治經濟學,再到社會歷史觀領域,層層深入地對市民社會理論展開反思批判,從而科學地把握到市民社會的本質,為克服市民社會矛盾,超越市民社會,實現人的解放奠定了理論基礎。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對當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資本批判仍然有效,并且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關鍵詞: 馬克思;市民社會;資本批判;人的解放

  中圖分類號:B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1502(2018)04-00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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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主義研究》(月刊)創刊于1983年,郵發代號:82-686,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主辦的全國唯一以專門宣傳、研究馬克思主義整體理論體系為宗旨的大型學術理論刊物。

  馬克思市民社會研究是在對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的反思批判過程中創立起來的,它在馬克思的早期思想乃至整個思想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馬克思從唯心主義走向唯物主義的起點。在這一理論批判和創新的過程中,馬克思從一個青年黑格爾主義者,經過對黑格爾理性國家觀的政治哲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歷史觀批判,逐步確立起其唯物主義的新市民社會理論。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新市民社會理論科學把握了市民社會的本質,進而為超越市民社會,指向人的終極解放奠定了理論基礎。本文在反思批判基礎上,把握馬克思市民社會研究視閾的轉換及其理論創新。

  一、問題的提出

  從博士論文時期到《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是黑格爾的信徒,他對市民社會的理論思考深受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的影響。早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通過探討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說,用原子的偏斜運動來說明社會政治生活,用人的主觀意志自由來克服因果決定論。但是馬克思看到了原子偏斜體現的僅僅是一種消極回避式的自由,他不滿足于此,而是指向了現實的自由,即將個別自由上升為普遍自由,建立體現普遍自由觀念的現實政治制度。這時的馬克思作為一名民主主義者,還受到黑格爾的理性國家觀的影響。《萊茵報》時期的馬克思,則在用理性國家觀面對現實問題時遇到了“物質利益難題”,國家理性和私人利益之間存在的邏輯斷裂使馬克思看到,黑格爾的理性國家觀在現實問題面前無能為力。因為黑格爾所說的政治國家實際上是一個虛假共同體,并不能代表社會各等級的具體現實的特殊利益。馬克思由此退回書房,轉向對黑格爾法哲學(市民社會和國家理論)的批判。

  二、政治哲學批判視閾下的市民社會理論

  馬克思首先把黑格爾錯誤理解的國家和市民社會的關系顛倒過來,提出“市民社會決定國家”思想。與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從倫理精神出發不同,馬克思從市民社會現實本身出發來解釋人類社會歷史。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將黑格爾的理性國家觀稱之為“邏輯的泛神論的神秘主義”,是理念與現實的頭足倒置。馬克思認為,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基礎。作為市民的現實的個人才是政治國家的自然基礎,市民社會成員的物質生產活動才是政治國家的全部活動和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臺。他指出:“家庭和市民社會本身把自己變成國家。它們才是原動力。可是在黑格爾看來卻剛好相反,它們是由現實的理念產生的……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天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它們是國家的必要條件。”[1]251-252這一時期,馬克思眼中的市民社會是特殊的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政治國家是維護私人利益的工具。馬克思關于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觀點是他對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唯物主義把握,成為理解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的基本出發點。

  在唯物辯證地把握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后,馬克思進一步解決了黑格爾提出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對立問題。黑格爾看到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為克服這一分離,將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統一起來,黑格爾從王權、立法權和行政權等方面進行調和,將同業公會、等級要素等作為連接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中介。馬克思指出,這種做法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實質問題的,這些中介機構的存在不僅不能彌合國家與市民社會的斷裂,反而使這一斷裂進一步固定下來。從同業公會、等級要素到政治國家都具有虛幻的普遍性,是特殊等級的普遍性。馬克思由此提出立法權高于行政權,通過建立普選制這種真正的民主制度來克服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的對立。

  為了進一步解決市民社會的私人利益與國家普遍利益的關系問題,在《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提出區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揚棄資產階級政治解放,實現人的解放。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批判了布魯諾·鮑威爾混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觀點。受黑格爾思想的影響,鮑威爾把國家當作決定性的力量,將國家從宗教中的解放看作是人的解放。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的意義在于消除了國家的宗教性質,消除了市民社會的政治性質,廢除了私人利益方面的等級特權,使市民社會成為與國家分離的領域。市民社會與國家的二分雖然消除了等級身份對人的影響,使人成為非政治的自然人,但同樣造就了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利己主義的人,即政治解放造成了人的二重化:作為“市民”的人是現實卻孤立的利己主義者;作為“公民”的人是虛幻的但相互聯系的社會人。正是由于“市民”是相互疏離的、孤立的利己主義者,利己主義成為整個市民社會的原則,為擺脫市民社會的利益沖突,才需要國家這一中介來體現“普遍利益”,由此可見,政治解放雖然實現了由基督教國家到世俗國家的轉變,但帶來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分,造成了人的二重化。政治國家取代宗教成為連接人與人利益關系的中介,這種“異己的他者”仍然阻礙著人的解放的實現。馬克思指出,真正的自由是人同自己的他者而非同異己的他者相聯系的人。為此,他主張根本變革市民社會,消除利己主義的原則,取消虛假共同體,建立人與人直接聯系的共同體,克服個人和類之間的矛盾,實現人的解放。

  馬克思說:“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于是,對天國的批判轉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轉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轉變成對政治的批判。”[2]4

  通過對英法政治解放的局限性的分析,馬克思指出,政治革命即部分的純政治革命“就是市民社會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統治,就是一定的階級從自己特殊地位出發,從事社會的普遍解放”[2]14,而大多數人仍然被奴役。因此,政治革命是“毫不觸犯大廈支柱的革命”。為此,馬克思說:“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條件。”[1]16在德國,只有實行全面的社會革命,消除市民社會的等級差別,廢除私有財產制度,才能使每個人既有財富又有文化,才能實現普遍人的解放。而具有否定私有財產制度強烈意愿,并使之推廣到一切人身上的無疑是革命的思想前提。德國無產階級是市民社會中喪失了一切財產而遭受普遍苦難的階級,由于與資本主義制度全面對立,這個階級的解放就是普遍解放,從而這個階級是使市民社會一切等級解體的等級,是市民社會否定性的因素。馬克思又進一步指出,德國的解放作為普遍人的解放,既需要哲學作為思想武器,又需要無產階級作為物質武器,它們是“頭腦”和“心臟”的關系,只有二者結合才能實現人的解放。

  這一時期,馬克思從政治哲學領域,通過批判黑格爾的理性國家觀,把握了市民社會對國家在邏輯和現實上的基礎地位。他理解的資本主義市民社會是以利己主義為原則的“名利場”,是充滿矛盾的利益的體系。市民社會中的人成為利己主義的人、脫離類存在的人、異化的人。“把人和社會連接起來的唯一紐帶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對他們財產和利己主義個人的保護。”[3]184-185可見,馬克思從私有財產,從人的私利性角度批判了當時的市民社會,逐步看清了正是私有制的發展造成了人的本質的金錢異化。與此同時,他也肯定了政治解放的積極意義,認為政治解放是通向人的解放的必經之路。馬克思指出:“政治革命是市民社會的革命。”[3]186政治解放僅僅是人的解放的一個過渡階段,人的解放是人向自己本質的復歸,“只有當現實的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體勞動、自己的個體關系中間,成為類存在物的時候,只有當人認識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會力量,并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離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3]綜上所述,馬克思通過批判黑格爾法哲學揚棄了政治解放的局限,發展了自己的市民社會理論,開始將其理論視野轉向人的解放。

  三、政治經濟學批判視閾下的市民社會理論

  在對黑格爾法哲學作出批判后,馬克思看到了市民社會諸多矛盾,尤其發現了市民社會中人的異化現象。因此,要實現人的解放,就必須克服人的異化,這就必須深入到市民社會內部,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解析市民社會的本質要素:私有財產。這樣,馬克思轉向研究政治經濟學,對市民社會進行剖析。

  馬克思早期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集中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在這個文本里,馬克思用費爾巴哈的人的類本質理論批判了市民社會的異化現象。他以勞動、資本和地產三者的分離為起點,闡述了勞動和資本的對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指明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是歷史的而非永恒的。“從當前的經濟事實出發”,馬克思指出,物質生產勞動是人的根本的實踐活動,是人的社會本質的規定,也是人類社會和歷史過程的基礎。但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勞動表現為奴役勞動者的異化勞動。馬克思區分了勞動的對象化和異化。勞動對象化是人為了獲取生活資料而進行的改造自然的活動,勞動產品歸勞動者所有,這是人與對象的直接關系,是一切歷史階段勞動都具有的特點。勞動異化則是特定歷史階段的勞動作為異己的力量同勞動者相對立,而“人成為自己對象的奴隸”。異化的市民社會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它的歷史性決定了它本身的暫時性。因而馬克思指出,全面異化的市民社會應當是被否定的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否定,從根本上就是對作為市民社會的現實基礎的私有財產的否定。馬克思具體分析了異化勞動的四種表現:工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相異化;工人同勞動活動本身相異化;工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人同人相異化。馬克思揭示了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關系,揭示了市民社會的異化本質,指出私有財產是異化勞動的結果,并使異化勞動得以維持和加劇。經濟領域的異化造成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全面對立。可見,這一階段馬克思理解的市民社會就不單是私人利益的“戰場”,而且更是一種包含階級矛盾和對抗的社會形式,是一個全面異化的世界。因此,通過分析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馬克思就深入到了市民社會的內部結構,把握了其實質因素。

  馬克思用歷史的觀點理解私有財產,認為私有財產有其存在的歷史必然性和過渡性。“一方面人的生命為了本身的實現曾經需要私有財產;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現在需要消滅私有財產。”[3]357-358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的積極揚棄的歷史形式,它將私有財產所包含的積極成果作為自身發展的基礎。這種揚棄不只是人們對物的共同占有,而是人的自我異化的克服,是人性的全面復歸。由于勞動產品凝結著人的本質力量,因此,私有財產的揚棄就使勞動者能夠將自己的勞動產品收歸自己所有,在產品中確證和欣賞自己的本質力量。所以,馬克思說:這種共產主義是“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3]297。在共產主義對私有財產的積極揚棄中,人的解放得以實現。

  四、歷史觀批判視閾下的市民社會理論

  如果說《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對市民社會異化勞動的批判還帶有費爾巴哈抽象的類本質思想影響的缺陷,那么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基本成熟,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也得到了進一步深化。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批評了舊唯物主義的直觀性缺陷。費爾巴哈看不到作為感性的從事物質生產實踐活動的現實個人的能動性,費爾巴哈理解的人是一個個孤立的“類”之個體,這種撇開人與人之間現實勞動的分工和私有制關系,抽象把握的人的方式是無法真正認清人的異化的本質的。因此,馬克思指出:“直觀的唯物主義,即不是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至多也只能達到對單個人和市民社會的直觀。”[4]56-57這里的市民社會主要還是指資本主義社會。這與《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馬克思將國民經濟學的實際出發點定為“市民社會”的論述異曲同工。

  “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4]57這里的新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得到集中闡釋,在那里,馬克思對市民社會的理解建立在了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馬克思從現實的人的勞動過程出發,集中闡釋了分工在異化的市民社會中的作用,使市民社會的內涵得到了進一步深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從物質生產入手說明一定的社會存在及其歷史展開。他指出,我們所要考察的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就是確保人類必須能夠生活,即必須生產物質生活資料,這體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是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獲取物質生活資料的。但人類不是直接面對自然,生產是以個人間交往為前提的,這體現了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在進行生產物質生活的同時,人類也生產自身——人口的繁殖。人口的增長促進了需要的滿足和不斷擴大,同時進一步促進了社會關系的擴大。社會關系就是許多個人的共同活動,而生產方式就是人們共同活動的方式,其基礎就是“生產力”。

  馬克思從生產力和交往關系的矛盾中把握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

  人類勞動一開始就是直接社會性合作的活動,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分工構成了生產力與交往關系的中介。社會分工使人們的活動獨立化、專門化,生產活動在各領域內獨立進行,這有益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必然造成勞動產品歸私人所有的結果。與此同時,社會分工帶來的勞動條件的不合理分配,造成了人們對生產資料的不同關系。那些在分工中占據優勢地位,擁有優越生產條件的人,利用自己的特權將積累起來的剩余產品據為己有,變成自己的私有財產。馬克思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4]84私有制的出現加劇了勞動異化,使勞動成為受他人剝削、奴役的異己活動。馬克思指出:“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4]82這造成了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享受和勞動、生產和消費由不同個人來分擔的事實。這樣,由于分工的發展和私有制的出現使得個人間的合作關系變為對立的階級關系,帶來了個人特殊利益與共同體利益的矛盾。以往真正的社會共同體被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虛假共同體”取代。

  分工的不同階段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資本主義社會是私有制發展的頂峰,資本主義國家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虛假共同體”。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勞動也將達到頂峰,這就為揚棄異化準備了條件。私有制作為積累起來的勞動是由分工引起,分工又由生產力的發展引起。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產力的狀況。生產力的發展必然促使分工和私有制歸于消亡,實現個人在現代生產力和世界交往基礎上的聯合,即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推翻一切舊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基礎,并且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它們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4]122共產主義是自由人的聯合體,是對資本主義的揚棄,是社會和人的根本解放。這樣,馬克思就將其市民社會理論指向了人的解放,標志著其社會理論的成熟。

  馬克思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上,闡明了什么社會是整個社會結構的基礎。馬克思指出:“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明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理論的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他們產生的過程。”[4]92可見,市民社會構成了整個社會結構的基礎。他明確指出:“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臺”,是“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4]87-88,“包括各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包括該階段的整個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遙相呼應。此外,馬克思還論述道:“真正的市民社會只是隨著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的;但是市民社會這一名稱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4]250-251可見,這又進一步將市民社會理解為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理解為與上層建筑相聯系的物質生產關系的總和即經濟基礎,并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是市民社會的典型形態。

  由上述可見,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表達了“市民社會”兩重含義。從廣義來說,市民社會是貫穿整個人類歷史的,是社會發展各個歷史時期的經濟基礎,即決定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生產關系總和。從狹義而言,僅指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關系,即現存的以雇傭勞動和資本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市民社會的兩層含義在本質上都是以經濟交往活動為基本內容的私人生活的領域。當然,后來,通過《哲學的貧困》,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的過程中,進一步將市民社會的本質理解為生產關系,完整地闡述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運動規律。

  總之,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是從關懷現實問題出發,沿著政治哲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歷史觀批判的路徑,實現了其理論的超越,最終落腳到現實的人的解放問題。馬克思對市民社會的理解相應地表現為沿著“私人利益的體系”—全面異化的私有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交往關系”“交往形式”“經濟基礎”—“生產關系”的路徑來展開。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的形成過程也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過程,馬克思將變革市民社會作為實現人的解放的根本途徑,彰顯了馬克思思想理論對人自由全面的發展的終極關懷。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資本擴張已經滲透到世界經濟的血液中。可以說,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就是資本全球化,就是資源在逐利的資本的配置下擴展到世界市場的過程。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實質:即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通過雇傭勞動,資本對勞動的統治。資本本質上是一種以物為媒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即資本家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關系。資本的逐利性和增殖天性使得勞動異化,使得商品、貨幣、資本成為拜物教,促使資本家和工人的貧富分化,造成了人的片面、畸形發展。這是馬克思極力否定和批判的。反觀當代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和發展為我國的市民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環境。但需要指出的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為了發展生產力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發揮資本的價值增殖目的,但總的來說,我們發展生產是為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實現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因此,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對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終極關懷與我們黨和國家牢固樹立的以人民為中心、人民至上的觀點一脈相承。這是新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出發點和歸宿,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理論傳承與創新。

《馬克思市民社會研究視閾轉換和反思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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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馬克思市民社會研究視閾轉換和反思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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