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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疫情下網絡輿論的地域之爭與地域歧視問題反思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行政管理論文發布時間:2020-10-26 08:43:38瀏覽:1

網絡輿論中地域之爭由來已久,并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地域歧視觀念。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的社會背景下,網絡輿論中地域歧視與疫情話題結合,形成又一波傳播高潮。然而隨著疫情信息逐步透明

   摘 要:網絡輿論中地域之爭由來已久,并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地域歧視觀念。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的社會背景下,網絡輿論中地域歧視與疫情話題結合,形成又一波傳播高潮。然而隨著疫情信息逐步透明,網絡輿情充分發酵,輿論風向發生轉變,在團結抗疫的主流聲音下,地域歧視一定程度上受到壓制,網民的情緒心態也變得更為積極。從全球范圍來看,地域歧視問題已經成為共同抗疫的巨大阻礙,這些地域歧視言論在話語邏輯、社會倫理、文化品格等方面都存在著問題,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明確應對地域之爭的思路,探索消除地域歧視的合理路徑。

  關鍵詞:重大疫情;新冠肺炎;網絡輿論;地域之爭;地域歧視

  區域治理雜志緊跟學術前沿,緊貼讀者,國內刊號為:14-1394/D。堅持指導性與實用性相結合的原則,創辦于2009年,雜志在全國同類期刊中發行數量名列前茅。

  在網絡輿論中,重大疫情作為突發性公共事件引起廣泛關注,而地域之爭則是網絡中熱度不減的話題,兩種話題相互疊加并掀起輿論風潮,使地域歧視問題充分凸顯出來。結合現實輿情發展和網民心態變化,對疫病等重大災難語境下的地域之爭進行觀察與審視,就會對相關輿論的演化規律有更為清晰的了解,方便對這種輿論的發展方向做出更為準確的預測,從而探索有效且合理的輿情引導思路與路徑。

  一、網絡輿論中的地域之爭和地域歧視

  地域差異一直是網絡中催生各種爭議的重要動因。幾乎所有話題,只要涉及地域因素,馬上就會引來網絡口水戰。長期以來形成的地域刻板印象在網絡環境中顯現為輿論話語,在審視特定地域內特定事件和人物時,地域“鄙視鏈”變成意義含混卻又無時無刻不在影響人們判斷的標準。

  網絡輿論中的地域之爭首先以空間為要素,人們以不同尺度劃分空間,確定地域劃分的格局,探討地域之間的差異。然而如果將這種輿論視為一種延續性的生態,則同時包含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空間維度即地域劃界現實,也就是地域劃分后產生的空間認知判斷,以及由此產生的輿論空間。這其中存在兩種空間的概念:一種是地域空間,這是輿論言說的對象;另一種是輿論空間,這是輿論所呈現的形態,類似于“輿論場”的概念。布爾迪厄的社會場域理論就是以空間作類比,將場域設想成空間,“在這個空間里,場域的效果得以發揮”①。一直以來,人們聚成社群,以地域空間為標準探討風物人情差異,判斷地域優劣,形成相對穩固的輿論場和輿論空間。時間維度指向的則是地域言說歷史,即人們在觀念傳承中關于地域差異表達的演化過程。法國社會學家加布里埃爾·塔爾德曾對輿論下過一個這樣定義:“輿論是一種評論,是短暫的、或多或少合乎邏輯的成串判斷。換句話說,對當前的問題作出回應,在同一時期里被同一個國家、同一個社會里的人多次重復的判斷,就叫輿論。”②塔爾德是從特定社會時代的橫斷面對輿論進行定義,然而各個時期關于地域固定話題的輿論串聯起來,則會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源流體系,因此,對地域話題相關輿論進行縱向觀照,也是輿情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維度。

  在網絡環境中,針對地域空間的歧視是地域攻擊和地域之爭的心理基礎,而地域攻擊行為往往受事件觸發,許多偶發性的新聞事件被大肆炒作,引起病毒式傳播,最后演變成地域攻擊。比如前些年網上發布治安案件時,經常有意無意地強調犯罪嫌疑人的籍貫信息,引發網上針對該地區的嘲諷和謾罵,這些事件累積起來,又使地域歧視更加根深蒂固。此外,網上針對許多負面新聞的討論是非理性的,總是牽扯其他話題而不是就事論事,如果新聞要素中地域被刻意凸顯,在聚光燈下種種問題被放大,地域整體形象就會受損,這種負面印象一旦形成極難根除。比如2015年“青島大蝦”事件在網上的發酵,原本一樁孤立的個案,如果就事論事,這只是個別商家違規違法,市場監管不力,但網上輿論風向逐漸跑偏,變成對青島乃至山東的地域攻擊,當地旅游部門多年營造的“好客山東”形象毀于一旦。③由此看來,地域話題的公共性使地域歧視很容易越出個體行為的界限,而對整個社會造成傷害。

  此外,針對地域空間的歧視或認同分別對應所謂的地域“黑”和地域“吹”,后者即無原則地夸大某個地域的優勢,一般是面向自身所處的地域,或者與自身具有切身利益或情感關聯的地域,比如所居住的城市、自己的家鄉等,其動因是自我與他者的劃界沖動和區分心理,為面對他者的優越感尋找依據。無論是地域“黑”還是地域“吹”,其實是地域空間認知偏差的一體兩面,更多的是基于各自的立場而不是事實。

  從時間維度看,網絡中地域污名化的長期累積,就形成各種地域“梗”或地域標簽,構建了“高語境”④的傳播環境,地域歧視也因此具有了時間穿透性。不少地域“梗”都是因個別事件被放大宣傳形成的,比如針對河南的“井蓋梗”、針對新疆的“切糕梗”、針對臺灣的“茶葉蛋梗”等,這些“梗”在網絡語境中被反復言說,帶有某種諷刺意味,對涉及的地域形成持續的傷害。此外,不少網民還采用貼標簽的方式來針對地域開“地圖炮”,常見的地域標簽是“××之鄉”,如“詐騙之鄉”“傳銷之鄉”“乞丐之鄉”等。這些地域“梗”和地域標簽在網絡中固定下來,逐步語境化、符號化,反過來加深了地域偏見與隔閡。這些“梗”和標簽常常與具體事件聯系起來,更容易觸發網絡中的地域之爭,而且形成共振效應,使地域攻擊更具殺傷力。

  受流行文化影響,網絡上關于地域(包括國家)差異的問題出現一種擬人化的表達方式,最常見的是將地域或國家關系動漫化,比如日本漫畫《黑塔利亞》(Axis powers ヘタリア)、起源于德國的“波蘭球”(Polandball)等在網上都極具人氣。這種借助動漫手法擬人化的方式使地域差異呈現得更為感性直觀、更具娛樂性,但卻使地域所包含的政治、經濟、歷史、人文等信息大大簡化,消解了地域所承載的復雜信息和深度意義,使人們對地域和國家的理解更趨向標簽化、刻板化。

  二、重大疫情下地域話題的輿論慣性:情境再現與情感延伸

  社會輿論中的地域歧視和偏見是在共同體語境中形成并得以強化的,在社會發展中不斷與具體事件結合而衍生出新的言說方式和觀念內容,如在針對地震、洪水、疫病等各種災難的敘事中,原有地域觀念內核沒有改變,只不過加入了新的話語條件,是原先地域話題的情境再現,而這種言說是對既有的地域觀念(包括成見)的一種延伸闡釋,形成既具有固定內涵,又隨著時代語境不斷變化的話語形態。

  疫病作為一個重大事件,短期內在網絡中必然會涌現大量圍繞疫病的話題,其中“疫病從哪來”“何處是傳染源”“各地防疫應對措施”等熱門話題都涉及地域這一命題,網絡中原有的地域歧視和地域之爭再次頻繁出現,許多地域偏見又被移植到疫病話題中。與地震、洪水等自然災難不同,疫病有擴散風險,遭受地震等自然災害的地域直接被當作受害者加以同情,而疫病的傳染性會蔓延至其他地域。因此在輿論中,疫情始發地受害者身份同時又被冠以加害者的標簽,這樣使得人們對這一地域產生較為復雜的心理。此外,疫病傳播還牽涉到人為因素,如果防控不力會造成疫病加速擴散到其他地域,很容易招致輿論攻擊。

  面對重大疫病突然襲來,網民的情緒也更為敏感,平時低烈度的地域之爭,在疫情這一特殊語境下,往往成為情緒宣泄的突破口,掀起輿論的滔天巨浪。如果從心理層面分析,這屬于人們的應激反應,日常的、情感性的即時判斷迅速啟動,懷疑、恐懼、鄙夷等非理性情緒很快膨脹,對疫病起源地進行情緒激烈的言語攻擊。除了網民自發的應激反應,也不排除有人帶有惡意,利用疫情話題引導輿論風向,挑起地域之爭。比如2002—2003年發生的SARS事件中,針對疫情發生地廣東的地域攻擊,就沿用了網絡上關于廣東人的地域標簽,簡單地將疫情暴發歸咎于廣東人的飲食習慣。如果說在日常狀態下,關于“廣東人什么都吃”的段子帶有調侃意味,重大疫情發生后,再加入疫病話題為佐料重新翻炒,就免不了帶有刻意挑釁的嫌疑,這類炒作最大的問題是以偏概全且帶有惡意,將民眾對于疫病的緊張心理轉為對某個特定地域的憤怒情緒。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進入公眾視野之后,網絡輿情中也有類似的針對湖北人的地域攻擊,比如渲染湖北人吃野生動物,湖北人“九頭鳥”的梗也被拿來翻炒,將關于特定地域的成見重新嫁接到疫情事件上。這種情形對于全體中國人來說并不陌生,如果將地域歧視問題放大到全球來看,因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國、中國人也承受著不公平的待遇,成為地域攻擊的受害者。比如美國《華爾街日報》就公然以“亞洲病夫”作為文章標題,對全體中國人造成了極深的傷害。因為中國人在積貧積弱的時代被冠以“東亞病夫”這一歧視性稱號,民眾對這類詞非常敏感,《華爾街日報》以“亞洲病夫”來對全體中國人進行地域攻擊,毫無疑問會刺痛人心,并招致民眾的強烈反感,有媒體人評論說:“對于中國正在進行的全民戰疫和中國人民民族感情的漠視和嘲諷,既不客觀公正,也無道義和同理心可言。”⑤

  疫病的命名也體現著不同國家和地區輿論對中國的態度。世界衛生組織將2019年年底出現的肺炎疫病命名為COVID-19,之所以不冠以疫病發生地的名字,就是為了避免地域歧視,這是國際上疫病命名的慣例。在中文里疫病也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這一固定名稱,如果還堅持“武漢肺炎”“中國肺炎”甚至“中國病毒”的名稱,則帶有明顯的惡意和敵意。如果我們在全球范圍追溯地域歧視的歷史,會看到地域歧視與國家、種族歧視是相互交錯的,由于種族聚居的特征,針對某一地域和國家的歧視往往就是種族歧視。尼日利亞作家齊努亞·阿契貝(Chinua Achebe)曾批評康拉德小說《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認為其中所描述的非洲大陸帶著明顯的種族偏見,是通過特定方式將非洲構建為野蠻的、非理性的“他者”。⑥在阿契貝看來,康拉德小說中對非洲大陸的地域偏見與對黑人的種族偏見是重疊的。在網絡時代,西方媒體掌握網絡公共話語權,他們對東方某些國家的抹黑,表面上是政治沖突,卻包含種族歧視,前者是顯性話語,后者則是隱性話語,既達到污名化的目的,又規避了種族歧視的嫌疑,充分顯示西方所謂“輿論自由”虛偽的一面。

  三、重大疫情下地域話題的輿情演化:場景變化和語境更新

  在網絡日常傳播環境中,輿論整體呈現雜語化和離散化特征,許多公共話題的爭論都變成多聲部的話語狂歡,使輿論離散傾向嚴重,割裂不同的網民群體,涉及地域話題更是如此。人們不自覺地以自身所處的立場來劃定圈層,互為“他者”,在網絡中形成抵觸式的對話場景,開啟互懟模式,無法形成有效的溝通語境。

  然而在重大疫情背景下,輿情反應過程更為復雜,表現出明顯的起伏過程。從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的時間線來觀察網絡輿情走向,可以看出網民針對疫情關聯地域的態度在發生轉變,這從根本上促成了輿論風向的轉化。如果以2008年“汶川地震”時涉及地域話題的輿情反應作為對比,兩者的演化路徑呈現出明顯的差異。2019—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主流輿情顯示,網民針對疫情暴發地的情緒反應波動起伏,總體呈現由消極向積極的轉變過程(見圖1)。

  如圖1所示,“汶川地震”發生后,網民迅速對受災的地區產生同情、支持等積極情緒,跟隨“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一強勢話語占據輿論場中心,這種積極情緒呈現穩步增長的趨勢。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初,網民首先反應出緊張、焦慮、憤怒、歧視、懷疑等情緒,言論受情緒引導,將疫情暴發地當作標靶,對武漢、對湖北進行嘲諷和指責,這是直線式的歸咎思維所致,是網絡輿情中地域歧視慣性思維的體現。然而隨著輿情反應時間往后延伸,這種針對疫病暴發地的地域攻擊并沒有一直主導網絡風向。以國內人氣最旺的網絡問答社區知乎為例,其中一個問答很有代表性:“12月30日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目前情況如何?”這條問答共吸引1.5萬關注,有1549項回答,時間跨度也比較大,基本完整地記錄了網民對新冠疫情下武漢的評價。按回答的時間線來梳理,可以明顯感受到網民對武漢關注心態和方式的變化,從武漢封城前后的焦慮、懷疑和譏諷,到對武漢市民遭遇的同情,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的網民開始以更為積極的心態關注武漢,為這座城市祈福,因疫情而對武漢的地域歧視行為也受到網民的自覺抵制。雖然質疑、批評甚至謾罵的聲音一直都存在,但整體的輿論風向發生了明顯的轉變。消極情緒逐漸轉變成同情、支持等積極情緒,網民針對涉武漢和湖北疫情新聞的態度,逐漸擺脫地域偏見的影響而直面問題本身,即便是批評,也是一種積極的批評,形成了新的溝通氛圍和語境。

  另外,梳理疫情發生以來網絡輿情中的熱門話題,可以發現地域“吹”以另一種方式出現,即努力呈現各自地域在防災抗疫中“給力”的一面,如“散裝江蘇實力救援”“河南硬核防疫”“山東搬家式支援”等,凸顯出實力超強、措施得力、熱情實在等地域正面形象,客觀上營造出全國各地一家親的輿論氛圍。除此之外,網上還熱炒各地的醫療救援情況,如“醫療界四大天團會師武漢”,即所謂“北協和、南湘雅、東齊魯、西華西”同時支援武漢,將這些醫療機構置于聚光燈下,契合了網友的地域炫耀心理,大大提升了這一話題的熱度。這一波“地域吹”在各省醫療隊對口援助湖北的新聞中達到高潮,網民在這些新聞中發掘各自省份的“閃光點”,通過炫耀的方式實現自己的參與感和在場感,原先的地域優越感被地域榮譽感取代,但本質上都符合網絡中“炫耀性表達”的行為特征和心理基礎。有學者認為:“網絡炫富與歧貧往往結合在一起。”⑦與“炫富”一樣,炫耀地域優越的行為往往隱含對其他地域的歧視,不過在災難敘事中,家國情懷壓倒了日常的思維慣性,使地域炫耀行為更純粹,不再附帶對其他地域的反向貶斥,因此相對而言,這是一種更為積極的輿論基調。

  結合網民個體心理和社會輿論環境來分析,上述網絡輿情的轉變大致包含四個方面原因:第一,由于最初疫情信息匱乏,網民對疫情本身缺少了解,就會將自身負面情緒傾瀉于抽象的地域,對疫情暴發地展開非理性攻擊。然而隨著疫情發展的新信息不斷涌入和民眾關注角度的變化,網民對于疫病的了解更加透明,就可以有效地破除前期的恐慌心理。第二,從個體心理機制來看,焦慮和憤怒等激烈情緒無法長久地維持,隨著理性介入,負面情緒得到稀釋與緩和,情緒性的應激反應就會得以糾偏。第三,在重大疫情面前,同胞情和同理心被喚起,家國觀念逐漸占據輿論主流,將地域之爭中的“他者”觀念在國家、民族共同體語境中主動消解了,并最終匯成團結抗疫的輿論共識。第四,雖然在自媒體時代,傳統媒體影響力有所削弱,但在重大災難的報道方面,傳統媒體在信息渠道、信息可靠性等方面都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這些媒體在疫情報道過程中,積極引導輿論風向,將民族、國家觀念作為強話語嵌入災難敘事,超越地域局限,在一個更大的范圍內凝聚人心,形成扭轉輿情的力量。

  四、網絡中地域歧視的邏輯缺陷、倫理風險和文化問題

  網絡虛擬社群對應現實中的各類意見群體,網絡語境下地域攻擊也源自現實存在的地域歧視觀念。有學者認為,輿情是還未表達出來的民眾“心聲”,而輿論則是社會各界發出的聲音,當民眾表達出意見和訴求,就實現了輿情向輿論的轉化。⑧尤其是重大疫情發生時,網民的表達欲望被激發,平時隱匿的地域歧視觀念得以顯現,形成輿論風潮,從而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

  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地域歧視觀念常常被錯誤地加以利用,以排斥“他者”來實現凝聚國家和地區認同的目的,尤其在大面積災難發生時,地域歧視更是被刻意操弄,以實現本國、本地區最大利益。然而這卻是把雙刃劍,強化地域歧視同時具有凝聚和離散兩種效應,一著不慎就會造成族群、社群的撕裂。尤其在面對重大疫情時,于網絡中大肆宣揚地域歧視,存在重大邏輯缺陷和極高的倫理風險,并引發很多文化問題。

  首先,地域歧視存在邏輯缺陷,于情于理都難以說通。不少人寄希望于通過地域歧視來獲得單方面的精神支配權,但抽象的地域標識與具象的個人身份在對應時,往往會產生畸變現象,這是地域分層和個人身份認同移位造成的。地域歧視并非一個單純的鏈條,而構成了一個立體的網,這是因為地域可以不斷細分,地域歧視問題就不斷裂變分層,人們會自覺在各自所處的層級中尋找不同的身份,在地域之爭中明確自身定位,并在網絡環境下形成一個個話語圈層。百度貼吧就代表了典型的圈層文化,各省、市乃至縣都有相應的貼吧,在這些貼吧里,地域話題長盛不衰,而且一般都是同級比較,如省與省、城市與城市等。當跳出特定的話語圈層設定,地域歧視就出現錯位現象,歧視者在另一個圈層又遭遇被歧視,或者某一地域內部也會存在相互歧視的現象,最終無人能在這錯綜復雜的歧視網中幸免。因此,認為地域歧視可以使個體獲得精神優勢的觀點在邏輯上很難自洽。實際上,在地域歧視風潮中,部分網民的集體狂歡是建立在其他人受傷害基礎上的,在地域歧視中并沒有贏家,最終變成彼此傷害的游戲。

  其次,在重大疫情背景下發表地域歧視言論,從根本上說是悖逆道德、違反正義法則的,存在著較大的倫理風險。比如,針對臺灣政界和媒體以“武漢肺炎”稱呼疫病的做法,有臺灣青年團體發起《新冠肺炎反歧視連署倡議》,倡議內容包括:“終止使用‘武漢肺炎等一切歧視性文字,回歸國際專業命名,尊重集體人格權。”⑨這里的“集體人格”實際上是一種擬態人格,早在2013年,武漢市在政府層面就曾提過“集體人格”的概念,來關聯武漢的城市文化品格。⑩榮格從弗洛伊德“個體無意識”基礎上提出“集體無意識”精神系統,認為“這一系統具有在所有個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體性、普世性、非個人性本質”B11。集體人格體現了集體共有的無意識品格,卻又反映在每個個體的精神上,在強調“集體無意識”品格的同時,往往也是在塑造和描述個體的人格特征。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到,給予自尊是“作為公平的正義”最重要的法則之一,“最為重要的基本善是自尊的善”。羅爾斯認為,人需要通過共同體來加強個體自尊,“并且給他們的價值感提供著一個可靠的基礎”。B12人們在共同體中實現的“自尊的善”應當被尊重,就像集體人格權被尊重一樣,這是社會正義的一種體現,而當人處在重大疫情的精神困境中,基于地域和國家的集體自尊、集體人格如果被踐踏,其實對個體尊嚴也是一種冒犯,違背了正義的法則。

  最后,網絡中地域歧視也會致使各類人群文化定位混亂,文化隔閡加深,一方面失去了自身的文化品格,另一方面使更大范圍的國家認同與人類文明認同無法立足。齊格蒙特·鮑曼曾說:“失去共同體,意味著失去安全感;得到共同體,如果真的發生的話,意味著將很快失去自由。”B13鮑曼從某個角度說明人類在建構共同體過程中精神上的得失,也就是說,人們需要共同體來獲得安全感和尊嚴感,又需要警惕在共同體中失去自我。如同上文所述,要通過集體人格支撐個人人格,但作為個人而言,又不能因此失掉個性選擇。美國傳播學者喬治·格伯納曾提出媒體傳播中的“涵化”理論,認為電視媒體“培養了人們的共同觀點”,使人們的觀點呈現“同質化趨向”B14。如果借用格伯納的觀點,在網絡時代,網絡媒體對網民的“涵化”過程更是無處不在,這其中不排除會出現網民在網絡大環境中被“帶節奏”、受偏見裹挾的情況,從而失去個體應有的判斷能力,就像勒龐在分析集體心理的特征時所說:“異質性被同質性所吞沒,無意識的品質占了上風。”B15在網絡輿論中,每種意見背后對應的都是受情感情緒、理性認知支配的人,每個人都在尋找自身的身份定位,地域屬性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支點,人們在網絡中卷入地域之爭,一味強調自身的地域屬性,強化“山東人”“湖北人”“上海人”“北京人”等地域概念,在將地域標簽化的同時,也在將自己標簽化,從而失去了表達個性的機會,弱化了個人在性別、職業、愛好等方面定位與塑造的能力,在文化上放棄了自我豐富和自我超越,使自身文化品格呈現單面化傾向,這就類似于馬爾庫塞所批判的“單向度的人”,其“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恰恰構成了“更高階段的異化”。B16

  此外,地域歧視往往會消解對國家和人類共同體的認同。在中國歷史上,地域認同早于國家認同,歷史學者趙世瑜認為,地域認同“往往是族群認同乃至國家認同的基礎,是后者形成的早期階段”B17。傳統的鄉籍劃分使每個個體擁有一個原初的文化身份,并形成濃厚的原鄉情結。國家和人類文明是建立在交流與共識基礎上的更具現代意義的共同體,國家認同在精神層面整合了地域認同中對于祖先、土地、語言、飲食等的情感和理念,形成更具政治意義的家國情懷。網絡上關于地域話題的意氣之爭只能單方面傳遞一種偏狹的觀念,并不能在現代生活中形成有效的文化交流,反而會加深彼此之間的隔閡。由于逆反心理導致各地網友形成封閉的文化圈子,不愿正視其他地域文化的優點。就像美國學者桑斯坦所說,進入了“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我們只聽我們選擇的東西和愉悅我們的東西”B18,這對文化全局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如果在全球范圍來看,因重大疫病引起地域和種族歧視言論蔓延,勢必加深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文化裂痕,使文化交流更加困難。

  總之,地域歧視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來說是一種倒退,與現代社會的諸種法則是背道而馳的,縱容地域歧視在網絡中大行其道,將會在邏輯上進退失據,在道義上落下口實,在文化上淪為孤島,最終會在文化話語權的爭奪中失去更廣泛的認同基礎。

  五、消除網絡輿論中地域歧視的思路

  地域之爭往往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隨著現代社會各地民眾往來頻繁,尤其是網絡營造了一個超地域的溝通環境,使不同地域的網民交往頻率大大增加,地域觀念的碰撞加劇,地域之爭事實上很難避免,并且成為彼此間交往對話的常態。

  在重大疫情發生時,地域歧視的慣性思維不會遽然消失,而且會與疫情結合呈現新的表達形態。厘清疫情背景下地域歧視的因果關系,觀察和預測其發展路徑,形成應對地域之爭的合理思路,是消弭地域歧視、促進地域文化溝通的關鍵。

  首先,消除地域歧視并不意味著要消解地域認同。地域認同是文化凝聚起來的一個層級,國家這一概念是一層層鮮活的地域文化經驗累積充實起來的,人們在不同地域生活,最切近感受的是當地的文化風俗,包括方言、美食、生活習慣等,如果缺乏地域認同,國家認同就會變得空洞。但地域認同需納入國家和民族認同框架之內,才能在重大災難面前形成凝聚的正向力量。

  其次,重大疫情下網絡輿論中的地域歧視一般不具有持續性,但不排除會進一步轉變為相對固化的成見的可能。重大疫情屬于突發事件,圍繞疫情產生的地域歧視會被團結戰疫的主流輿論抵制和消解,而且隨著疫情結束,與之關聯的地域歧視也會隨之消散,但如果未能及時清理和駁斥相關言論,就會與既有的地域標簽形成疊加效應,從而加深人們的成見。對于疫區的民眾來說,這種被歧視的記憶也有可能跟隨疫情留下的精神傷痕長期存在。

  最后,在重大疫情網絡傳播語境中,地域歧視分為內生延續和外部導入兩種。前者是網民自身情緒和觀念的自然流露,需要情緒疏解和觀念引導;后者則是某些公共媒體或自媒體蹭熱點要流量,刻意帶偏輿論,引導網民產生地域偏見和歧視。這就需要加強網絡執法,還網絡一個風清氣正的環境。

  在具體的應對方面,需要政府、媒體和網民共同努力,消除地域歧視,為團結抗疫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

  第一,明確政府職責,規范重大疫情信息通報機制,增加信息透明度,維持地方政府公信力。政府的作為對于地域形象至關重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過程中,政府始終處在聚光燈下,一舉一動都成為網民判斷所在地域社會風氣的依據。例如,疫情前期武漢政府的應對失誤引發網絡輿情對武漢這座城市的質疑;云南大理截留疫區防疫物資,也致使不少網民掀起大理旅游問題的舊賬,乘勢對大理展開地域攻擊。因此,需要政府增加信息透明度,以真實的、硬核的疫情信息為基礎,及時彌補不足和短板,提升輿情反應時間,穩、準、快地處理輿情反應的問題,回應公眾關切,以真誠務實的態度化解輿情危機。另外,還要堅持以情動人,體現政府硬核抗疫之外的溫度。例如,武漢在抗疫取得階段性勝利,全國各地援鄂醫療團撤離時,推出了感恩海報,標題為《32張感恩海報!武漢市文化和旅游局這波操作太可以了》的文章,巧妙地將武漢各地景點與全國各地地域特色聯結起來,不僅傳達山水相連的溫情,又秀了一波武漢的風采,推廣了旅游。

  第二,媒體要擔負起公共責任,合理運用輿情引導機制,搭建積極正面的交流平臺,與各地網民共建溝通對話場景,消除成見,形成相互尊重的溝通氛圍。在圍繞地域話題這一虛化的輿論空間里,滋生了許多成見。關于地域的各種成見,美國學者李普曼曾將成見與人們內在的精神需求聯系起來,認為成見是人們自身意識觀念、立場、權利的投射B19,許多與地域相關的成見與網民自身的身份焦慮和價值訴求有關,當爆發公共危機時,這種焦慮更是被激發,形成情緒化的反應。因此,不能苛求網民在疫情發生第一時間做出完全合理的判斷,這就需要媒體嚴守底線,抵制罔顧事實、傳遞偏見的歪風,及時針對疫情展開深入報道和細致解讀,破解網民的身份焦慮。另外,在網絡輿情形成的權力場域中,網民不是被馴化的對象,應尊重網民主體價值,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明之以法。要扭轉網絡中由疫情引發的地域攻擊和歧視,除了硬性的法規約束和媒體行業自律,也需更多地借助輿論場自身的糾錯機制,塑造公共價值,傳遞正義理念。

  第三,堅持文化整合,重塑話語語境。在大多數網民心中,除了地域認同,還有家國觀念的自覺,要強化這種自覺,文化的整合力量不可或缺。這就需要在文化層面深耕厚植,以文化切入公共輿論,以文化潛移默化的力量消除地域偏見和歧視。在網絡輿論中,要將狹隘的地域認同在災難面前轉化為家國認同,將地域文化認同與自豪感納入整個國家文化自信的話語語境中,將不同地域群體的文化特性融入中華民族這一更大的共同體中,將地域文化的書寫匯入中華民族的千年敘事中,體現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彰顯中華文化的深度與厚度。

  注釋

  ①[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138頁。

  ②[法]加布里埃爾·塔爾德:《傳播與社會影響》,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32頁。

  ③李向帥、牛青:《大數據告訴你:“一只大蝦”是如何破壞城市形象的》,搜狐網,https://www.sohu.com/a/35193536_114812,2015年10月12日。

  ④高語境和低語境既是傳播學概念,又是文化概念,由美國學者愛德華·霍爾提出。高語境傳播指在信息傳播中高度依賴語境,更多地借助內隱的文化信息,而低語境傳播則更多地依賴外顯的、即時編碼的信息。可參閱[美]愛德華·霍爾:《超越文化》,何道寬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92—102頁。

  ⑤李小華:《被指“亞洲病夫”,中國反應過度了嗎》,中國日報中文網,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002/26/WS5e561dd8a3107bb6b57a285c.html,2020年2月26日。

  ⑥Chinua Achebe. Hopes and Impediment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0, p.23.

  ⑦蔣建國:《網絡炫富:精神貧困與價值迷失》,《現代傳播》2013年第2期。

  ⑧王來華:《論網絡輿情與輿論的轉換及其影響》,《天津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

  ⑨《臺灣青年團體發起新冠肺炎反歧視連署倡議》,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2020-02/29/c_1125644334.htm,2020年2月29日。

  ⑩劉功虎:《高起點建設“文化五城”——漢派文化塑造城市集體人格》,《長江日報》2013年7月2日。

  B11[瑞士]卡爾·古斯塔夫·榮格:《原型與集體無意識》,徐德林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37頁。

  B12[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442—444頁。

  B13[英]齊格蒙特·鮑曼:《共同體》,歐陽景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頁。

  B14[美]喬治·格伯納、[美]拉理·戈羅斯:《與電視共同成長:涵化過程》,石義彬、彭彪譯,《新聞與傳播評論》2004年第1期。

  B15[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馮克利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19頁。

  B16[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劉繼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11頁。

  B17趙世瑜:《從移民傳說到地域認同:明清國家的形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B18[美]凱斯·R·桑斯坦:《信息烏托邦——眾人如何生產知識》,畢競悅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8頁。

  B19[美]沃爾特·李普曼:《公眾輿論》,閻克文、江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8頁。

《重大疫情下網絡輿論的地域之爭與地域歧視問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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