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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論文全球化進程中20世紀早期亞洲改革的成因與后果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國際政治論文發布時間:2020-11-16 08:43:24瀏覽:1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土耳其、伊朗和印度都發生了以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為范式的改革,亞洲歷史可以說出現了“孫中山時刻”。革命者和改革者孫中山、凱末爾、禮薩汗和甘地等成為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國父”式人物。亞洲發生的這些影響到此后世界格局的變化,一方面可以視為亞洲國家對西方影響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可以視為亞洲幾大文化單元獨特歷史過程的暫時中斷。

   摘 要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土耳其、伊朗和印度都發生了以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為范式的改革,亞洲歷史可以說出現了“孫中山時刻”。革命者和改革者孫中山、凱末爾、禮薩汗和甘地等成為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國父”式人物。亞洲發生的這些影響到此后世界格局的變化,一方面可以視為亞洲國家對西方影響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可以視為亞洲幾大文化單元獨特歷史過程的暫時中斷。

  關鍵詞 孫中山 凱末爾 甘地 禮薩汗

  《國際觀察》雜志(雙月刊)由上海外國語大學主辦,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承辦,是研究國際問題和國際政治理論的綜合性刊物,創刊于1993年,并以“專稿”、“特稿”形式介紹。

  一、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中的亞洲帝國

  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亞洲民族主義運動,或民族復興政治與思想潮流中,孫中山的事業并不是孤立的個案,而是整個世界歷史過程的一部分。我們可以用“孫中山時刻”這個模糊的名詞,來突顯這個過程的整體性特征,這就是既學習或模仿西方的政治實踐,又堅決主張西方力量從本民族的政治生活中永久退出。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M]. Ithac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E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emil Aydin. The politics of antiWesternism in Asia: Visions of World Order in PanIslamic and PanAsian Thought[M]. Ithac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這個時刻或時代,大體以1911年中國的辛亥革命開始,中間經歷1923年的土耳其的凱末爾革命、1925年伊朗的巴列維王朝的建立,最后是1947年的印度獨立。在世界歷史中,這是一個以反對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為標志的民族革命階段,以區別于18世紀發生于西方的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階段。除了印度以外,這個時代也是這些國家19世紀中后期開始的立憲改革時代的繼發時代。

  19世紀中期,我們習慣上稱為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的時期,亞洲大陸從西向東,存在著四個處于衰落狀態中的帝國。這就是橫跨三大洲、在名義的領土面積上仍然只有俄國、清朝可以與之相比的奧斯曼帝國(1299-1923年);

  Erik J Zürcher. The Young Turk Legacy and Nation Building, From the Ottoman Empire to Atatürks Turkey[M].London and New York: I.B.Tauris & Co Ltd., 2010.與之接壤的波斯卡扎爾帝國(1779-1921年),這個帝國除了現代的波斯以外,也包括阿富汗和高加索的一部分;

  Andrew J Newman. Safavid Iran: Rebirth of a Persian Empire [M].2008; Ervand Abrahamia. A History of Modern Ira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阿富汗以南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和印度大部的莫臥兒帝國(1526-1857年);

  Stephen Frederic Dale. The Muslim Empires of the Ottomans, Safavids, and Mughal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Muzaffar Alam. Crisis of Empire in Mughal North India[M].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Bhargava Meena, ed. Decline of the Mughal Empire [M].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以及我們現在幸運地繼承其遺產的清帝國(1644-1911年)。歷史學家稱這些國家或文明單位為帝國,是與同時期的歐洲對比而言的。

  Jason Sharman. Empires of the Weak: The Real 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World Order[M].Princeton, New Jers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除了與奧斯曼帝國相鄰的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以外,歐洲這個時期處于民族國家階段,而民族國家的基本原則或特征,是所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即在理想狀態下,一個民族就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國家的領土或治理范圍以一個民族為限。而民族的最基本的定義,便是語言—歷史共同體,以及這個民族內部的人們可以相互識別的共同經歷和有限的生理特征。“可以識別”并不是無關緊要的,這涉及到后來社會理論家所說的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的概念。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2006.語言—歷史的共同體也是重要的,因為這些民族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起源;“共同的起源”,就是共有一個“神話”或歷史起源。

  Steven Grosby. “Nationality and Religion” in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M]. M Guibernau and J Hutchinso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97119.西方古代被稱為民族劃分標志的信仰和共同的崇拜儀式,則并不是劃分現代民族的標準,因為歐洲呈爆炸狀的那些民族國家,幾乎都信仰基督教;在奧斯曼廢墟中生出的、現在還在成長中的亞非民族國家,如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埃及、土耳其等等,都信仰伊斯蘭教,奧斯曼帝國中裂變出的歐洲巴爾干半島諸國,則屬于基督教信仰。當然,奧斯曼帝國裂變的第一波,正是將這個帝國內部的信仰基督教的民族獨立出來,形成國家。事實上,這也是奧斯曼裂變的開始。

  Stanford J Shaw, Ezel Kura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man Empire and Modern World, Vol. II, Reform, Revolution and Republic: the Rise of Modern Turkey, 1808-1975[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稱這四個文明—政治單元,包括清朝在內,為帝國,最表面的原因,正是因為這些國家或政治單位中包含了不同的文化—語言—信仰—歷史共同體。按我們一般的說法,它們是多民族國家。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M]. Cambridge, Mass: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John Darwin. After Tamerlane—the Global History of Empire[M].Allen LanePenguin, 2007; Peter F Bang, and Dariusz Kolodziejczyk, eds. Universal Empi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Imperial Culture and Representation in Eurasian Hist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uty Press, 2012; Jason Sharman. Empires of the Weak: The Real 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World Order[M].Princeton, New Jers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這四個政治單元中,清朝中國屬于儒家—道教文化,但也包含信仰佛教和伊斯蘭教的民族,即除了漢民族外,還包括蒙、滿、回、藏諸民族。奧斯曼帝國除了最先分離出去的巴爾干地區屬于基督教外,它的其他地區和波斯的卡扎爾王朝一樣,基本上屬于伊斯蘭文化。莫臥爾帝國北部,即后來的巴基斯坦部分,屬于伊斯蘭教,南部則屬于印度教文化。

  當代歷史學家認為,通過民族自決(自治)建立單一民族國家是現代國家建設的第一步;但是這種情況恰恰并不符合包括清朝中國在內的亞洲諸帝國的實際。相反,盡力保持原有的幅員或領土范圍,保持多民族、多文化的特征,恰恰是這些地區政治與文化精英的揮之不去的理想。事實上,分裂為不同部分,既是它們衰弱的最明顯的標志,也是它們衰落的重要原因:因為不是別的,正是盡力鎮壓各地的分離勢力,包括19世紀中后期的清朝在內,使它們處于內戰與內耗狀態,從而加劇了它們的衰落;正是不同力量(既包括合法政府,也包括政府的反對力量,即在如何擺脫困境方面與政府有不同看法的那些人)都試圖借助西方勢力實現自己的自強方案,使得西方對它們的支配與控制加深了。這是這些古老帝國的悲劇。像歐洲那樣裂變為眾多的民族國家,是這些大的政治單元最無奈的選擇;裂變以后各個國家間的沖突與矛盾,如印巴矛盾、土耳其與希臘矛盾,也是近半個多世紀國際沖突的重要根源。歐洲式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的確是給現代世界帶來沉重災難的過程。從這個角度說,繼承了清朝版圖、保持著多民族國家特征的我們,真是20-21世紀世界史的幾乎唯一的例外與幸運;聯想到1991年蘇聯解體(從歷史的角度,蘇聯可以被稱為歐洲的最后一個帝國)的事實,這種例外與幸運便更加強烈。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孫中山這一輩登上歷史舞臺時,四個帝國共同的歷史境遇便是,西方列強勢力的持續與加劇的控制與支配,導致它們陷于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甚至亡國滅種的悲慘境地。奧斯曼帝國與歐洲接壤,所受沖擊最大也最早。它的北部領土最重要的部分,黑海北岸特別是克里米亞,在19世紀50年代就成了俄國的領土;希臘在20年代中期就在西方的支持下獨立;非洲部分先是脫離帝國控制,在19世紀末則分別被英國、法國、意大利占領或成為它們的保護國。因此奧斯曼帝國處于名副其實的分崩離析狀態。波斯卡扎爾王朝北部的領土,也就是高加索地區,要么收入俄羅斯囊中,要么已經獨立,其南部則處于英國的控制之下,英俄已經從南北兩部控制其大部,縱然是中間的一小部分,王室也只保持名義上的控制。這兩個列強如果愿意,隨時可以將其瓜分,甚至只是為了保持緩沖地帶,這個王國還存在著。莫臥兒帝國自1858年起,已經劃歸英國直接統治,即成為英帝國的一部分。至于1910年代的清朝中國,除了19世紀中期俄國侵占東北和西北大片土地,日本霸占臺灣等地以外,長江流域、山東、東北,也被劃分為列強各自的勢力范圍。亡國的意識是典型的上個世紀末的中國意識。如何拯救國家,采取什么樣的手段或政策來復興文明,是這些古老文明民族精英們的中心關切,也是貫穿這些國家的現代思想的核心議題。

  二、孫中山:政治制度中納入西方因素的新階段

  西方的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無疑是造成這些國家苦難的最重要的因素。正因為這樣,受傷感,便形成東方現代思想的底色。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是他們或不如說“我們”最兇惡的敵人。分清敵我,因此也是這些地方現代政治思想的明顯特征。這是與古代非常不同的。因為至少在古代中國,這種敵我區分,并不突出。另一方面,向西方學習,引進西方的技術,模仿西方的政治安排并根據本國的情況予以調整,奇怪的是,卻是這些國家現代思想的第一主題。我們今天會說,尋找并發揮本民族優秀的思想文化傳統,或道德觀念,是這些國家現代思想的重要主題。但是,相對于第一主題,這一主題是次要的,甚至是晚出的。在一開始,學習或模仿給我們帶來不幸和痛苦的侵略者做法,方可使民族走向復興,卻是幾乎不被質疑的觀念。向侵略者學習,向給我們帶來恥辱的人學習,這是非常難堪的事情。面臨西方的強權,如果我們堅守自己的理想,發揮自己的道德,即發揮仁心的作用且侵略者最害怕的,便是人心與仁心;面臨西方的霸權,最好的應對是保持人心與信仰的純潔,把我們生活中的與西方相關的東西(例如世俗化、注重感官的享受、追求現世的幸福等等)清除出去做到自身強大;這些都可能是立場與選擇。但是這些卻恰恰不是孫中山、禮撒汗和被稱為土耳其“阿塔圖克”(國父)的凱末爾等人的立場。事實上,向西方學習,而且盡可能地向西方學習,與回到自己的理想,清除西方的影響,正是這四個社會中政治思想史的最持久的爭論。前者被歷史研究者稱為西化派,后者被稱為保守派,特別是文化保守派。除了亞洲國家外,我們知道,在19世紀的俄國,這種爭論以西化派和斯拉夫派名稱出現。也就是說,除了西歐以外,在舊大陸,19世紀以后思想界最大的,也是具有社會歷史含義的爭論,決不是施特勞斯學派所說的古今之爭(那是歐洲的語境),而是所謂的東西之爭或中西之爭。把握了這一點,我們也許就可以歷史地理解孫中山這一代人的理想、追求及其局限性。

  在19世紀中期以后的中國思想史爭論中,孫中山屬于西化派,而且屬于第三代西化派。第一代西化派從魏源、林則徐直到李鴻章、左宗棠,他們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策略或思想的執行者和論證者,他們發展了中國首批軍事工業,也開始了第一代中國的翻譯事業。第二代西化派是被稱為改良派的康有為、梁啟超,也包括像楊度、張謇、袁世凱甚至張之洞這些幕僚與地方大員。他們認為光是學習西方的技術仍然解決不了問題,就像慈禧太后在1901年實行新政的《上諭》中所說,技術,只是西藝的皮毛,而政治,所謂代表制議會與憲法,才是西藝的精義。

  仿行立憲上諭[M]//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 北京:中華書局, 1979:4344.從1901年到1911年,清政府花了11年的時間,從事所謂“仿行立憲”的實驗。主流思想認為實行西方意義上的立憲政體,可以打通官府與社會之間的交流,使好的建議集中于議會,也可以使清朝的統治永久持續。我們知道,尤其是1906-1910年,清政府的新政舉措,繼承甚至發揮了康有為等的構想。孫中山先生與康有為,與清末新政的差別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是政府形式上的,實際上則是關于根本的社會政治秩序上的。表面上看,康有為堅持的是君主立憲制,雖然沒有明言,清政府“新政”的目標也是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或日本、德國的君主制:隨著代表制度與政黨制度的完善,隨著憲法的實施,君主遲早將會作為國家的秩序象征而處于統而不治(“虛君”)狀態,而真正起主權作用的,是議會;從表面上看,孫中山先生要求的,只是在政治安排中去掉君主一項而已,去掉君主立憲中的君主,政治制度,按照孫中山等人的理解,便是共和制。從嚴格的政治理論的角度,我們知道,關于共和制,存在著法國人的理解與英國人的理解,或盧梭的理解與柏克的理解。中國的共和主義者,以孫中山為代表,接受的是盧梭式的共和主義。在實踐上,不管在哪里,這種共和主義都是革命或叛亂的理論。接受孫中山先生們的理論,不僅意味著清朝皇帝的廢除,也意味著整個皇帝制度的廢除,而這就意味著暴力革命。

  孫中山.孫文學說:第六章[M]//黃彥,編.孫文選集: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5567;孫中山.中國之革命[M]//孫文選集:下冊.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214226.

  用暴力方式推翻清朝統治,建立法國式的共和制度,是孫中山先生第三代西化派的根本主張。這種根本主張,或這種政治理想的根本體現,便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及1912-1915年在實踐中完全變樣的也是完全失敗了的民國政治制度。在中國近代,所謂的保守主義思想,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在李鴻章時代,我們可以看到大學士倭仁,在康梁時代,我們可以看到諸如徐桐、廖平這些經學家。孫中山先生顯然與他們根本對立。用激進的方式,實現一種被理解為最先進與最合理的制度安排,并且認為這樣才具備實現民族復興的根本條件,這就是孫中山的政治理想。在孫中山看來,政治的變化是根本性的或前提性的,有了這種變化,后面的變化才會出現;隨政治制度變化或社會建設而來的,才是經濟建設,文化建設。這里有個無法改變的時間順序。

  孫中山.建國方略[M]//孫文選集:上冊.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1396.如果說20世紀新儒家,公認的方化保守主義者的那些代表人物也首先支持建立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擁抱西方的科學,那么我們也許會驚嘆,在20世紀中國,保守主義的分量實在是太輕了。相反,在廣大的伊斯蘭世界,從18世紀起,以伊斯蘭現代主義為標識的方化思想運動,則一浪高過一浪。

  Antony Black. The History of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Prophet to the Present[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Abdelillah Belkeziz.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Islamic Thought: 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Major Muslim Political Thinkers of the Modern Era[M].London and New York: I.B.Tauris and Co Ltd., 2009.

  在上個世紀之交的那些以和平或暴力方式實現以西方為藍本,并一定程度上獲得成功的,被后世稱為國父、圣雄、阿塔圖克的那一代偉大人物中,孫中山先生最為年長。他幾乎是惟一一個生于19世紀60年代的人物,而甘地、禮撒汗、凱末爾,都生于后一個十年或更晚。因此,我們可以把他們達到人生盛年年代的亞洲,即上一個世紀之交的亞洲稱為“孫中山的時代”。坦率地說,在這幾個偉大人物中,孫中山先生幾乎是最缺少個人魅力的,至少在世的時候是這樣的。他甚至是他們當中惟一一個“偉大的失敗者”(套用胡適對張謇的評論)——他的“大總統”職位是“臨時的”,也就是說是暫時的,在另外一位也是臨時的大總統(在國會沒有召開和選舉前,所有的總統都是臨時的;只不過孫中山先生是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到南京即位前的臨時大總統,臨時大總統的臨時大總統)到來之前暫時代理的,一旦后一位臨時大總統到來甚至答應擔任此職,他便隨時“讓位”。因此至少就當時的實際情況而言,孫先生并不是民國的締造者。就此而言,他與凱末爾、禮薩汗似乎無法相比。但是,這毫不影響他與他們一道,是那個時代自己那個民族的偉大人物,也是那個時代人類的偉大人物。因此他們被冠以各種最響亮最偉大的名號與榮譽。孫中山先生被國民黨稱為國父,被共產黨稱為先行者,凱末爾被稱為現代土耳其國父,禮撒汗(1925年以后稱禮薩沙,“沙”即“國王”)開創了以他的家族為名稱的伊朗的新的王朝(巴列維王朝,而這個姓氏連同這位哥薩克旅長自己,卻是非常平民化的)的創始人。因此,他們全是“國父”(在中國古代,這也就是“太祖”)式的人物。然而,他們卻是不同的社會中把向西方學習,采用西方的制度實現社會變革的過程的一個階段,甚至是最后一個階段,最高階段。因為很顯然,在采用了西方的企業制度、社會制度(產權、家庭、教育)和政治制度以后,我們可以說,在所有可見的、有形的方面,這個社會,甚至可以說西方化了。所不同的,只不過是西方化加上地方特色而已。既然是最后階段,那么,以后的階段,似乎只能體現為讓這種西方化再帶上本民族的特色。而這正是20世紀后半期的歷史現象。

  三、甘地、凱末爾和禮薩汗:亞洲“國父們”的西化實驗

  這個時代的第二個偉大人物,是印度人甘地(Mohandas Gandhi,1869-1948)。當然,就思想與手段的激烈程度而言,孫中山先生更像甘地的年長的國大黨同事提拉克,而不是甘地。提拉克和孫中山一樣,主張用革命的方法把英國人趕出印度,由印度人建立一個與英國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

  Sanjay Seth. The critique of renunciation: Bal Gangadhar Tilaks Hindu nationalism [J].Postcolonial Studies, 2006, 9(2): 137150.雖然甘地對西方社會的商業化和道德淪喪不滿而醉心于印度教的純潔理想,但他與提拉克一樣,認為除了英國人已經在印度逐漸實踐的代議制政府外,國大黨不可能有別的選擇。

  Louis Fischer. The Life of Mahatma Gandhi[M]. London: Harper Colins, 1997; Gandhi: His Life and Messge for the World[M].London: Penguin, 2010.西方社會的成功,甚至已經限制了西方社會以外的精英的政治想象力。國大黨1885年建立的時候,只是為了在英屬印度的機構中擴大印度人的代表權而已。它本身就是英國人休謨建立的。這個在印度從事政治活動的英國政黨,印度本地人自然會越來越多。他們的要求便自然偏向于印度人。這樣,自主的意識就會逐漸產生,就像18世紀新大陸的殖民地相較于母國逐漸產生分離意識一樣。成立約20年以后,印度自主、發展本地工業與發展民族教育便成為這個黨的目標。但這只是自主的要求,而不是獨立的要求。

  Ramachandra Guha. Gandhi: The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1914-1948)[M]. Delhi New

  [出版地]:Penguin Random House India, 2018.1914年,甘地回到印度,加入國大黨,迅速成為其核心人物。與孫中山先生通過中國傳統的策論進入決策機構的努力遭遇失敗而訴諸暴力推翻清廷不同,甘地發明了作為他自己標記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這無疑也是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的。甘地認為真理與正義自動具有說服力和感召力。不過這并不妨礙他多次發起超大規模的群體靜坐、游行與罷工、罷市、罷課行動,因為非暴力與示威游行并不沖突。

  Dennis Dalton. Mahatma Gandhi: Nonviolent Power in Action[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D Hardiman. Gandhi in His Time and Ours: The Global Legacy of His Ideas[M].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1924年,甘地任國大黨主席。1929年,國大黨將黨章中的自治改為“完全獨立”,提出印度獨立的要求。不合作與獨立只有一步之遙。所謂不合作,就是呼吁印度人拒絕加入英印政府和其他公用部門;所謂獨立,則是拒絕英國公民在政府中任職,變殖民地政府為印度人的政府而已。1930年,甘地的國大黨再次提出如下條款:印度有權脫離英國;建立向印度人負責的責任政府;司法獨立。可想而知,暴力事件隨之頻發。1931年的歐文-甘地協議只是和談與和平協議,即恢復社會秩序的協議而已。在同年的國大黨卡拉奇會議中,甘地重申,追求印度完全獨立的目標沒有改變,如果通過協商可以達成,則印度與英國還可以是友邦。至此,英國作為宗主國已經意識到,印度追求自治的進程已經無法逆轉,在印度的英國政府能夠做的,是對民眾進行教育,培育印度人的政治能力。1937年,英國決定在印度實現省級自治選舉。這仍然是殖民框架內的自治。在1942年的孟買會議上,甘地提出要求英國政府退出印度的動議。他雖然因此再次入獄,但印度獨立已經不可阻擋。1947年7月,英國議會通過《印度獨立法》,在印度建立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自治領。1948年1月,甘地遇刺。若從1929年算起的話,印度的獨立運動亦經過近20年的時間。作為18世紀龐大的莫臥兒帝國后繼者,英屬印度(1857-1948)先是一分為二(印巴分治,伊斯蘭集中區和印度教集中區分治),后是二分為三(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分治)。

  Bipin Chandra. Indian National Movement—The LongTerm Dynamics[M].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93.

  第三個便是被土耳其人稱為“阿塔圖克”(國父)的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他是這一代偉人中年紀最輕的。

  Andrew Mango. Ataturk: The Biography of the Founder of Modern Turkey[M]. NY: Harry N. Abrams, 2002.這是一個終結了奧斯曼帝國(1299-1923年)、締造了現代土耳其的人物。奧斯曼帝國的擴張與瓦解,是一個幾乎伴隨著現代世界整個過程的世界性現象。16-17世紀,在西方殖民主義者從海洋方面在阿拉伯、印度、東南亞、中國(澳門)、日本建立貿易據點(這些貿易據點在18世紀就變成軍事據點),在南美洲建立龐大帝國的同時,奧斯曼帝國卻開始從

  安納托利西高原

  向西擴張的過程。1453年占領君士坦丁堡在西方是個劃時代的事件。雖然1571年勒班托戰役暫時阻止奧斯曼征服意大利的勢頭,但揮師北上的奧斯曼人還是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占領了巴爾干半島、埃及到摩洛哥的廣大地區。這是一個在西方民族國家背景下發展出來的世界帝國。

  Colin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1699年起,奧斯曼帝國最終停止在歐洲的擴張并轉為守勢。但從19世紀20年代巴爾干的民族獨立運動開始,奧斯曼帝國就經歷一個持續的瓦解過程。它的歐洲部分重新分裂成若干國家,這種分裂的過程一直持續到奧斯曼帝國早已不存在的20世紀90年代;它的非洲行省在19世紀后期的歐洲殖民高潮中分別為英國、法國、意大利占有;它的沿俄國部分,則受到沙俄半個多世紀的蠶食,現在人們很難記得,現在的烏克蘭、白俄羅斯,17世紀乃是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它的東方部分,即現在的伊拉克,落入英國人的手中。加入德意同盟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也許是極度衰弱的奧斯曼帝國的錯誤選擇,但也是無奈的選擇:它希望借助德國和意大利的力量制衡英法俄。

  Eugene Rogan. The Fall of the Ott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20年代初它面臨被肢解的命運自然就很好理解。按照協定,俄國將分得博斯普魯斯海峽、達達尼爾海峽和伊斯坦布爾,希臘將占有安卡拉以西的小亞部分。奧斯曼帝國面臨真正被肢解的命運。一個在協約國的戰斗中晉升的年輕軍官,幾乎獨自擔當起領導抗擊聯軍的任務;他的軍隊以安卡拉為據點,頻頻取得勝利,竟然在很短的時間內收復伊斯坦布爾、小亞細亞。這就是創造了奇跡的凱末爾。地跨三洲的奧斯曼帝國終于只剩下現在的土耳其。凱末爾不僅是軍事家,更是政治家。他繼承了奧斯曼帝國兩個多世紀的西化改革并將其推向頂點。在1919年的議會選舉中,他領導的政黨獲得多數;1923年,當蘇丹不完全贊成他的計劃時,不是蘇丹本人,而是蘇丹這個職位也被廢除了。這曾經在整個伊斯蘭世界產生巨大的爭議甚至恐慌。甚至在伊斯蘭現代主義者那里,也產生了恐慌。在他們看來,整個伊斯蘭世界失去了象征和中心。這樣,凱末爾就在完全不同于中國的背景下,建立了共和國。西方式議會制已經實踐了很長時間;總統由議會選舉,那么只有多數黨領袖才能當選,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土耳其實踐的其實是一黨制:人民黨就像孫中山先生的構想的國民黨一樣,在土耳其的憲政民主沒有鞏固前行使訓政職能。社會改革則更加徹底:清真寺被關閉;西式的也就是現代的教育取代了宗教教育;憲法、民法和刑法全部是歐洲國家(主要是法國)的挪用;土耳其是一個世俗的、民主的國家,甚至軍隊被賦予在必要時捍衛世俗性的特權(所謂世俗化,就是將宗教與政治斷然分開);婦女被賦予選舉權;為了顯示其歐洲特性,語言改用拉丁化字母。這是那個時代最激進的西化方案。

  Erik J Zürcher. The Young Turk Legacy and Nation Building: From the Ottoman Empire to Atatürks Turkey[M].London and New York: I.B.Tauris, 2014.

  1979年霍梅尼革命建立的伊斯蘭伊瑪目指導的國家體制(伊斯蘭伊朗共和國)對伊朗的政治與社會生活乃至國際關系形成如此巨大的改變(可以作為對比的,便是1978年開始的中國的改革開放),乃至人們已經很少想起1925年到1978年伊朗的世俗化年代。

  Farhang Rajaee. Islamism and Modernism, Changing Discourses in Iran[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10.在世界的許多自由派人士眼中,那是20世紀伊朗的黃金時代。國王被保留,但西方的代議制也被確立,伊朗是世俗化的君主立憲國家;除了保留國王和波斯文以外,伊朗的社會政治生活與同時代的土耳其沒有更大差別。禮薩沙的伊朗一直以凱末爾的土耳其為榜樣,就像20世紀前十年中國太多的知名人士以日本為楷模一樣。當時伊朗發生的一切,都與一個哥薩克軍官禮薩汗(Resa Khan,1878-1942)有關。

  Cyrus Ghani. Iran and the Rise of the Reza Shah: From Qajar Collapse to Pahlavi Power[M]. London and New York: I.B.Tauris,1998.

  伊朗的卡札爾王朝是18世紀末才建立的,這個伊斯蘭王國不久就在古代波斯帝國和中世紀的薩珊王朝的歷史輝煌中尋找自己的認同。它同時是一個什葉派占統治地位的國家。熟悉圣典與圣訓的高級教士伊瑪目,其合法性被認為是高于世俗的統治者的。整個19世紀,它處于俄國和英國夾擊狀態。如果不是為了保存戰略緩沖,英俄在19世紀中也的確是可以將它瓜分的。和亞洲的其他國家一樣,學習西方,也是伊朗一部分社會精英的努力。在1892年的煙草抗議中,西化派、伊瑪目派和商人都表達對政府“賣國行徑”(把煙草專賣權給予一個英國公司)的抗議;國王雖然取消了特許狀,但仍然遭到刺殺。政府的讓步引起了新的抗議與要求。而且就像這個時代大多數國家一樣,以西方為藍本的改革方案,居于優勢地位。1904年,與孫中山先生在中國發動革命的同時,伊朗也出現了以秘密結社為特征的革命團體,他們要求實現人民權利,鏟除暴政,并在許多城市煽動抗議示威。兩年的混亂以后,國王在壓力下頒布了憲法:伊朗實行伊瑪目指導下的代議制。伊朗的一切權力源于人民,主權乃是人民委托給國王的統治權,內閣對議會負責;但同時有五名神學家組成委員會,保證議會的所有法律、政府的所有行為不得與伊斯蘭的神法相抵觸。從1907到1914年,在政治抗議、部落分離,英俄干涉等混亂狀態下,議會竟然也召開過三次。

  Nikki Ceddie. Iran under the Later Qajars, 1848-1922[M]//Peter Avery, Gavin Hambly, Charles Melvill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137212.1925年,通過一次小小的政變,禮撒汗便廢黜了當時的國王。他開始的時代,也許可以視為這個社會處于表層的西化派力量的偶然的勝出。與其他三個國家完全的獨立、堅決把外國勢力趕出的情況不同,西方特別是美國力量或影響力在巴列維王朝的持續存在,是伊朗社會接下去半個世紀的特征。正因為如此,處于歷史層級底層的伊瑪目力量的抗議與復辟,就很好理解了。這便是1979年以后伊朗的故事。

  四、進入世界體系還是返回傳統

  站在21世紀20年代思考世界歷史乃至國際政治,展望一個大的文化單元的歷史走勢,與20世紀20年代、18世紀20年代相比,人們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估可能會有很大差異。在1700年左右,正像我們在一開始看到的,在北半球被稱作高度文明的文化單元中,除了歐美的基督教文化外,就是中國文化、伊朗-奧斯曼文化、印度莫臥兒文化。這四個文化,仍然構成了當代世界文化地理的最主要部分。人們習慣上稱中國為儒學文化圈,伊朗(薩法維王朝)-奧斯曼雖然民族構成不同(前者屬于波斯人,18世紀末取代就像清朝征服明朝那樣征服波斯的卡扎爾王朝是突厥人的一支),屬于伊斯蘭文化圈,莫臥兒帝國則主要由皈依伊斯蘭教的蒙古人后裔和信仰印度教印度人構成。如果說當代世界國際政治主要由四個文化中的主要國家的相互作用構成,那只是對歷史現象的簡單描述。只要把國家間的政治分析(以國家為單位)提升一層或簡化一點,就是四大文化或文明的交互作用,或沖突。

  Arna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Fernand Braudel.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M]. London[出版地]:Penguin, 1993. 歷史學家更多地看到交互作用,政治學家較多看到沖突。

  S·亨廷頓.文明的沖突[M].周琪,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把1700以后的主要歷史現象視為主要文明交互作用的結果,也應該或可以在這種作用中進行考察。在當代民族國家的視野中,似乎沒有比疆界更堅實的東西,它就像鐵幕一樣,把疆界兩邊的人民隔離起來;站在世界歷史的角度,人類共同生活中最脆弱的東西之一,正是疆界。只要簡單看一下近500年世界各國疆界的變化,就會對這種脆弱性產生深刻印象。但是文明則非常不同。1700年,所有四個文明都經過千年以上的變化,具有穩定性。文化理想或信仰以及與之相關聯的公共生活組織方式,也具有穩定性。

  在18世紀20年代,中國處于又一個大的歷史單元中穩定和繁榮的時期,持續130年的所謂康乾盛世剛剛拉開大幕;歐洲國家間的戰爭與結盟,與1500年并無不同,只是伊比利亞和北歐霸權被英法的霸權取代;雖然科學革命、思想啟蒙和工業革命依序都在進行中,但歐洲處于混亂狀態;莫臥兒帝國處于衰勢,皇室受到南部印度教各邦分離勢力和來自北方薩法維王朝的挑戰;奧斯曼帝國完成對巴爾干的征服,結束了漫長的向西征服過程并作為歐洲的大國之一介入歐洲事務。各個文化按自己的方向甚至模式發展,世界雖然逐漸形成整體,但世界秩序以及對這種秩序的理解,是多元的。的確,在此以后,歐洲在形成整體的世界秩序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南北美洲成了歐洲殖民地;荷蘭、英國、法國的勢力占據霍爾木茲、孟買、馬德拉斯、爪哇、馬尼拉、長崎等商業-軍事據點,開始從海洋方向向亞洲內部滲透。但是縱使到了19世紀20年代,西方化的進程仍然沒有開始,四個帝國中最早進行西化改革的奧斯曼帝國的“坦齊瑪特”(Tanzimat),要到半個世紀之后才拉開大幕。從1500年開始的整體的世界史中,在三分之二的時間內,西方并不占據主導地位。

  站在20世紀20年的時間節點上,也就是孫中山的時刻中,事情好像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中國雖然進入軍閥割據時代,但是辛亥革命及以后若干年內,中國的政治制度,是仿效歐美的。議會、政黨、總統、私立(教會)大學、民間的媒體等等,這些都是學習西方的產物。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土耳其、伊朗、印度。因此,人們很容易把1912到1948年間發生的種種巨變,視為前此近400年特別是1750年以后世界歷史進程的結果。殖民主義者必須離開,但殖民主義者的政治實踐特別是制度安排,必須留下或被移植。這種情況既適合于像中國、伊朗、土耳其這樣的半殖民地國家,也適合于像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這樣的殖民地地區。我們可把孫中山時刻視為走向統一和普遍的世界史過程的一個關鍵節點。

  然而,21世紀20年代,似乎又出現不同的意義。所謂不同的意義,就是不同的理解而已。在四個國家中,按照西方的標準,也按照孫中山那個時代的理解,似乎只有印度保持了原來的狀況,也就是說,把英國遺留下來的政治裝置,即議會民主和競爭性的多黨政治,原原本本地保存下來了。西化最激進的土耳其,先是實行類似于孫中山式的訓政,由人民黨實行一黨統治。然而,在土耳其20世紀60年代開放黨禁以后,西方式的民主并沒有得到完善,相反,反西方或非西方的伊斯蘭力量借助選票民主得到了成長。政教分離和政權的世俗性,是凱末爾主義的精義。但是,強調伊斯蘭教在政治生活中居于指導地位的所謂伊斯蘭政黨,包括埃爾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在內,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大選中逐漸取得多數。西方式民主與伊斯蘭特性奇特地結合在一起。

  Sena Karasipahi. Muslims in Modern Turkey Kemalism, Modernism and the Revolt of the Islamic Intellectuals[M]. London and New York: I.B.Tauris, 2009.在伊朗,雖然整個巴列維王朝社會生活的西方化特征越來越強,但是禮薩·沙和繼任者穆罕默德·沙把政治生活引向個人獨裁的方向,政治生活重復著19世紀后半葉的模式,伊朗社會的獨立自主要求和宗教情感都受到壓制。結果就出現了1979年伊斯蘭革命。

  Ray Takeyh. Guardians of the Revolution, Iran and the World in the Age of the Ayatollah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在中國,民國初年的政治實踐導致了社會的極端無序。1949以后,中國走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也可以說,除了印度外,其他三個國家,都不同程度地離開了孫中山那一輩的政治設計,不同程度地走向了與自己的傳統和解的道路。這種向文化傳統復歸的過程也許才開始。站在21世紀初,如果把孫中山先生以后百年復興的進程,放在1500-2000年整個世界史進程中考察,我們又會得出什么結論呢?我們也許會把孫中山時刻,視為這些文明進程的短暫的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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