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咨詢
您當前的位置:職稱驛站 > 論文 > 科技論文 > 計算機網絡論文職稱驛站 期刊論文發表 權威認證機構

全球城市數字媒體產業集聚機理與中國路徑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計算機網絡論文發布時間:2020-07-09 08:37:23瀏覽:1

比較全球城市數字媒體產業,美國城市的數字媒體產業專業化程度高、營收規模處于壟斷地位,亞洲城市數字媒體產業上市公司數量多,但產業結構處于全球數字媒體產業鏈后端,協同輻射效應不強。

   〔摘要〕 比較全球城市數字媒體產業,美國城市的數字媒體產業專業化程度高、營收規模處于壟斷地位,亞洲城市數字媒體產業上市公司數量多,但產業結構處于全球數字媒體產業鏈后端,協同輻射效應不強。根據演化趨勢,2008-2017年全球城市數字媒體產業呈現持續上升的發展態勢,中國城市保持穩健發展,并呈現三大城市群領跑全國數字媒體產業發展的演化格局。究其學理性,全球城市數字媒體產業集聚有特有的形成機理:一是基于創新資源的生態式集聚機理,二是基于科技與文化深度耦合的集聚機理,三是基于新經濟定位與治理范式協同驅動的聚集機理。鑒于此,我國城市數字媒體產業未來發展應立足于集聚效應,強化頂層設計,協同布局并釋放“北上廣深”輻射效應,加大核心科技研發力度,利用區塊鏈與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提升智媒體能級,挖掘自身特色,形成數字媒體產業“東西互建”的發展新模式。

  〔關鍵詞〕 全球城市,數字媒體,產業集聚機理,區位熵演化,中國路徑

  〔中圖分類號〕F2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20)02-0057-09

aa9af14bfdec08b05cd2d416e14949a8.jpg

  《數字化用戶》一直以來以其學術性、專業性、性、實用性,承擔著為政府機構 、企事業單位、各大院校以及科研機構的數字化管理、研發、技術人員提供展示科研成果、進行學術交流的重要職責。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工業城市向知識經濟城市逐步轉型,西方對“知識型城市”(KC)的興趣越發濃厚,而新經濟的出現,特別是文化創意產業的勃興成為西方國家城市發展變遷的重要支撐力量(Hanson,1985)①,文化創意產業作為文化產品和服務在工商業層面的創造、大規模生產和分配的綜合過程的形成(Mele,2017)②,已使其成長為知識經濟背景下的主要產業門類(Zhao,2010)。③尤其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數字電視、移動手機、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的盛行進一步促進了文化經濟的蓬勃發展,同時也為數字媒體產業帶來了更廣闊的發展前景(常琳穎,2018)。④數字媒體產業的基本特征是數字化,其數字媒體技術有收斂性、超文本性、分布式、普適性、算法性、非對稱性、短暫性和永久性并存等特征(Delfanti & Arvidsson,2018)⑤,近些年數字媒體產業在逐漸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關鍵行業的同時,也愈來愈影響著一個國家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地位(肖永亮,2005)。⑥

  當前科技創新的層出不窮牽引著數字媒體產業的不斷變革,軟硬件的高度融合發展趨勢已漸成主流。在此背景下,如何加速數字媒體資源開發,促其融入文化“一帶一路”,創新中國數字媒體產業發展模式,完善中國數字媒體產業全球價值鏈策略體系,既是新時代的訴求,也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數字媒體產業是以新媒體作為主要要素的,這不僅為藝術創新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而且在數字媒體技術方面也為科技的美學應用和社會影響提供了新見解(Shanken,2016)⑦,近些年在數字媒體產業要素與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加持下,智媒體業形成了更具競爭力與活力的產業形態(解學芳、臧志彭,2019)。⑧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國的數字媒體產業面臨著美國、歐洲等西方國家以及日韓等亞洲國家的價值鏈低端鎖定,以制造業為基礎的傳統價值鏈理論因為無法適用于新興的數字媒體產業模式(臧志彭,2018)而無法借鑒。⑨科學地把脈中國數字媒體產業在全球的戰略地位,研判全球城市數字媒體產業發展格局與態勢,對于重構中國數字媒體產業全球定位,突破傳統發展路徑、加速升級至關重要。

  二、基于區位熵的全球城市數字媒體產業集聚格局

  為了更加科學地審視全球城市數字媒體產業集聚的格局,本文擬采用區位熵進行測度。區位熵通常用于測度區域聚集和專業化程度,這一概念由哈蓋特(P.Haggett)提出。

  (一)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區位熵的計算公式⑩為:

  LQij=qijqjqiq

  其中,LQij為j地區的i產業在全國的區位熵,qij為j地區i產業的相關指標(例如產值、就業人數等),qj為j地區所有產業的相關指標;qi為在全國范圍內i產業的相關指標,q為全國所有產業的相關指標。顯然,LQij的值越高,地區產業集聚水平越高。一般而言,當LQij>1時,我們認為j地區的區域經濟在全國具有優勢,當LQij<1時,我們認為j地區的經濟在全國具有劣勢。區位熵的研究方法在國際國內均被作為評價產業集群、優勢產業、主導產業以及產業競爭力等的重要手段而廣泛采用,是一種分析不同產業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所處地位的有效方法。

  根據全球數字媒體產業集聚數量,區位熵的計算公式為:全球數字媒體產業集聚數量區位熵=(某城市或地區數字媒體產業公司數量/該城市或地區所有公司數量)/(全球數字媒體產業公司數量/全球所有公司數量),全球數字媒體產業公司營收總額區位熵的計算公式為:全球數字媒體產業公司營業收入區位熵=(某城市或地區數字媒體產業公司營業收入/該城市或地區所有公司共計營業收入)/(全球數字媒體產業公司營業收入數量/全球所有公司共計營業收入)。本文接下來通過分析全球數字媒體產業集聚與空間分布格局,將得出基于數據處理與計算的分析結果。具體方法:一是遴選全球城市數字媒體產業公司數量與全球數字媒體產業營收總額指標,二是選取有代表性的全球范圍內前20座城市,通過區位熵計算結果,將兩組結果的數據排名,然后根據區位熵值的等級進行分析。

  需要強調的是,本文實證研究所采用的數字媒體產業范疇主要基于“北美行業分類NAICS”中的“519130行業”,即互聯網出版和廣播及網絡搜索門戶數據(Internet Publishing and Broadcasting and Web Search Portals),該行業主要包括以下業務范圍:(1)專門在互聯網上發布或廣播內容,(2)運營網站,使用搜索引擎,以一種易于搜索的格式生成和維護廣泛的互聯網地址和內容數據庫(稱為Web搜索門戶)。研究數據主要來自美國標準普爾全球上市公司數據庫、上市公司年報和官方網站、雅虎財經及谷歌財經等,本文從中搜集、整理并篩選了2008-2017年全球數字創意產業上市公司經過審計的公開財報數據(數據檢索截至2018年12月)。

  (二)全球數字媒體產業集聚的城市格局

  全球數字媒體產業集聚通常需要基于城市群的圈域經濟一體化、文化市場一體化、交通網絡一體化優勢。在“互聯網+”時代,因為互聯網經濟紅利與政策紅利的疊加,數字媒體產業在城市群內部形成了最佳的集聚生態。從區位熵的計算結果看,不論是公司數量還是營收總額,全球城市的數字媒體產業發展均呈緩慢上升態勢。其中,美國城市數字媒體產業發展占據世界領先地位,歐洲、澳洲城市不甘示弱緊追其后,數字媒體產業鏈的搭建正在趨于成熟,亞洲城市表現也較為突出,其中北京、上海、中國香港等近10年來數字媒體產業上市公司的區位熵值持續走高,產業聚集與專業化程度逐步提升,帶動了數字媒體產業的整體發展,與之相比,東京、首爾在緩慢的增速下已進入資源飽和境地。分析全球數字媒體產業集聚的城市格局大致具有以下特征:

  1.全球數字媒體產業集聚于資源稟賦的國際性大城市

  在科技勃興的牽引下,以數字媒體技術為特色的數字媒體產業在全球迅速崛起,占全球各類產業中的企業數量及營收比重逐年增加,不但豐富了現代文化生產體系也推動了新興文化業態的快速發展。通過對數據結果(圖1)的分析發現,全球城市數字媒體產業在2008-2017年呈前期平穩上升、后期略微下滑態勢。其中,2008-2015年上升趨勢明顯,8年間全球城市數字媒體產業公司數量從560家增長至847家,增長51.3%。總體上,全球絕大多數城市擁有數字媒體產業上市公司的數量均在10家以內,一些特大城市如紐約、北京等擁有數字媒體產業上市公司的數量約為30家左右。而對美國與亞洲的比較發現,美國城市的大型數字媒體企業的專業化、集聚性程度高,運行機制完善,亞洲城市數字媒體產業的上市公司在數量上處于優勢地位,但產業發展規模相對較小,產業鏈較為松散,短時間內尚無法打破美國數字媒體產業在全球的壟斷地位。

  依托快速發展的數字媒體產業,日本成為繼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文化內容強國,其世界一流的競爭力主要表現在游戲、動畫、卡通、漫畫等領域。從數據看,東京在數字媒體產業方面具有良好的發展基礎與行業優勢,2008年已擁有59家數字媒體產業上市公司,發展勢頭較其他城市更為強勁,2015年上市公司數量達到94家后開始進入平穩發展階段,但依然穩居全球數字媒體產業公司數量的榜首位置,占同年全球數字媒體產業上市公司總量比重的11.84%。總體上,東京2008-2017年數字媒體產業上市公司數量增幅約50%,是順應全球數字媒體產業發展趨勢的。究其原因,這與東京長期以來在財政、審批等方面所實施的放寬管制政策、利用城市文化與環境吸引全球創新資源戰略,以及文化企業沿襲崇拜新技術與研發的基因息息相關。值得注意的是,作為2008年公司數量“三巨頭”之一的紐約,其后幾年數字媒體產業公司數量便一直處于衰減狀態,2008-2015年數字媒體產業公司數量平均為34家,2016年之后進入緩慢發展期,目前在全球數字媒體產業公司數量排名中已跌至第六位,居于首爾之后,這與進入互聯網時代紐約的主導產業選擇、定位以及受傳統優勢產業輻射影響大有關。2008年位列第三的首爾盡管基本處于緩慢上升態勢,但仍不敵后起之秀,北京、倫敦、華沙已迎頭趕上,分別躍居2017年數字媒體產業上市公司數量前五行列。從全球數字媒體產業上市公司數量10年演化態勢看,2008-2015年是數字媒體產業發展的高潮期,伴隨著科技進步,大眾文化消費逐漸習慣了數字化、網絡化,加之居民消費水平提升,數字媒體產業迎來新的發展高峰期。不過客觀冷靜地分析,全球性的數字媒體產業的集體爆發必將慢慢褪去高潮與狂熱,轉而進入穩步發展狀態。

  2.歐洲與澳洲的城市數字媒體產業集聚度高

  數字媒體產業的原始集聚很大程度上起源于產業鏈相關企業之間形成的非正式協作網絡,并在競合關系形成的過程中不斷地吸引更多關聯企業融入,從而強化地理集群的衍生機制,進一步吸引了更多優質的交通資源、智力資源、金融資源、制度資源等的匹配。分析全球數字媒體產業上市公司數量的區位熵值發現,區位熵值越高,說明某一城市的數字媒體產業越密集,集聚程度越高。而數據顯示(見表1),亞歐兩大洲的大城市及特大城市均表現出較強的集聚度,全球數字媒體產業在度過產業爆發的階段后已逐漸趨于成熟,并迎來創新型的產業變革期。比如波蘭首都、歷史名城華沙,在工業與貿易上表現突出,是全國最大的科學文化中心與交通樞紐,也是中歐諸國貿易的通商要道,傳統文化沿革與現代科技的交流碰撞給華沙帶來新的發展機遇,近些年其數字媒體產業發展迅猛,在經歷了2011-2016年的平穩期后上市公司的聚集程度在2017年達到5.91。相比之下,韓國南城近10年上市公司的區位熵值持續走低,數字媒體產業公司的聚集程度不斷下滑,但2017年仍然處于5.41的高位,而首爾雖然處于平穩發展狀態,但集聚度卻并不高(1.74/2017)。與韓國相比,2008-2017年,日本東京數字媒體產業上市公司的區位熵值介于2-4之間,總體呈現穩步增長態勢,說明東京擁有深厚的數字媒體產業發展基礎。此外,墨爾本與悉尼也表現不俗,其在數字媒體產業上的突出成績顯然離不開澳大利亞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在澳大利亞文化部委員會頒布《打造創意、創新的經濟》之后,文化創意產業成為澳大利亞增長速度最快的產業。一方面,澳大利亞政府積極引導文創資金流動,鼓勵與協調民間機構參與,扶持與推進創意產業發展,為澳大利亞數字媒體產業保駕護航,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澳大利亞重視科技與創意,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從而為數字媒體產業帶來更大發展空間。

  3.中國深圳在全球數字媒體產業營收區位熵值中居首位

  全球各城市的數字媒體產業營收總額區位熵值雖然存在較大差異,但是與公司數量區位熵值不同的是,營收總額區位熵值大體與全球城市數字媒體產業營收總額呈正相關。分析全球數字媒體產業營收額區位熵值20強城市的數據(表2)發現,深圳在全球20強城市中位居首位,2017年的區位熵值高達6.26。究其原因:一方面,深圳被國家賦予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建設的多重戰略機遇,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深圳提出要“加快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城市,努力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事實上,自2004年起文化產業已成為深圳四大支柱產業之一,2018年文化創意產業被列入深圳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由此開啟快速發展之路。另一方面,深圳作為中國首個“設計之都”,通過“設計+科技”“設計+品牌”“設計+金融”“設計+時尚”等多領域創新,不斷地引領產業向著產業鏈高端攀升,促進了由“深圳制造”向“深圳創造”的飛躍。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深圳借助國內外諸多優勢為自己開辟了數字媒體產業鏈的整合與運行新路徑,依靠強大的戰略機遇與自身的變革創新能力帶動了國內一系列富有生命力的數媒企業的崛起。根據最新數據,2018年深圳文化創意產業實現增加值2621.77億元,占GDP的比重超過10%,占比高出全國5.8%。從深圳最新定位看,根據201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未來深圳將高舉新時代改革開放旗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率先建成體現高質量發展要求的現代化經濟體。而數字媒體產業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構成與發展方向,在政策紅利與深圳加快建設5G、人工智能、網絡空間等科技創新的協同下,深圳將會迎來全新的發展格局。鑒于此,深圳在未來的發展中應積極實施數字媒體產業集群戰略,通過創新技術、產業融合和制度創新,發展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主導的“數字媒體產業長廊”,形成植根深圳、聯動灣區的新數字媒體產業集群品牌。

  此外,東京、首爾等日韓城市在產業聚集上盡管占據一定的優勢,但是數字媒體業的營收總額區位熵值近10年均處于0-1之間,呈波動式發展態勢,說明其數字媒體產業的產值在全球城市中的優勢并不明顯。實際上,營收總額區位熵值的大小可反映某一城市在全球數字媒體產值上的營收優劣,從而可體現某一城市數字媒體產業集聚度的高低,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專業化程度的高低以及城市運行機制的完善與否。除了深圳優勢突出,中國香港也較為亮眼,而上海數字媒體產業集聚度不斷提升已開始趕超北京,2015年北京的區位熵值為1.23,超過上海的0.94,但其后上海發展更為迅猛,2017年區位熵值達1.97,正在逐步建構數字媒體產業的競爭優勢。

  三、全球城市群視角下數字媒體產業集聚演化機理

  基于區位熵審視全球不同城市數字媒體產業可以研判城市個體的全球地位,而基于集聚視角研判城市群數字媒體產業的演變則為把脈全球城市增加了一個新視角,并有助于挖掘其特有的由資源稟賦主導的演化機理。“城市群”理論由牛津大學的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提出,并于1961年出版的《都市群:美國城市化的東北部海岸》中首次提出了“都市群”概念,都市群也稱為城市群、都市帶等,因為城市的聚集使企業不斷地靠攏與整合,從而推動了產業集群的出現。現有國外五大城市群分別是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歐洲西北部城市群、英國以倫敦為核心的城市群。我國在世界上比較有影響力的城市群包括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為中心的長三角城市群,以廣州、佛山、東莞、香港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和以北京、沈陽、天津為中心的環渤海城市群。城市群加速了創意流通、科技融合與商業模式的創新,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更加完整的產業鏈,從而帶動數字媒體產業朝著專業化與高集聚度發展。實際上,高度依賴技術創新的數字媒體產業的發展是動態演變的,創新資源生態式集聚造就了數字媒體產業的高度集群化,而高度集群下的新興數字媒體產業亟須形成可持續創新的產業模式,這意味著地理空間上的創新資源集聚,模式與內容上的科技文化高效耦合,以及新經濟定位下形成的全新治理范式,成為數字媒體產業集群演化的內在機理。

  (一)基于創新資源的生態式集聚機理

  城市群集聚為數字媒體產業的聚集和交互提供了條件。邁克爾·波特提出的產業集群理論所指的便是某特定領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鄰近、有交互關聯性的企業與相關法人機構之間形成的彼此共通與互補的現象。數字媒體產業在不同城市群的高度集聚狀況與發展態勢反映了媒體的創新資源稟賦特色。分析全球數字媒體產業營收額數據發現,2008-2017年全球營收額處于持續上升狀態,10年間的增長率接近140%,其中美國的城市占據了絕大部分營收份額,達到行業壟斷地位,2017年美國舊金山灣區城市群所屬的三大城市,即山景城(Mountain View)、阿蒙克(Armonk)與門洛帕克(Menlo Park)位列全球城市營收榜前三,其數字媒體產業營收規模占全球的42%以上。分析原因,數字媒體產業在運作過程中離不開高科技的支撐與創新、創意人才的培養。美國西海岸城市群是20世紀后期發展起來的特大城市群,以科技、娛樂、旅游等產業為特色,包括的主要城市有舊金山、奧克蘭、圣何塞、拉斯維加斯,洛杉磯、長灘、圣迭戈等,其中舊金山灣區城市群在數字媒體產業中的優勢特別突出,顯然這主要得益于長期積累的資源稟賦——山景城(Mountain View)是硅谷的核心城市,位于舊金山灣區西南部,全球財富1000強公司包括Google、賽門鐵克(Symantec)和Intuit公司的總部均位于此,另外Mozilla基金會/Mozilla公司、微軟的MSN、Hotmail、Xbox、MSNTV部門以及SGI等許多著名機構均位于該市,門洛帕克(Menlo Park)是Facebook總部所在地,圣荷西(San Jose)東南郊的圣克拉拉谷地則有“硅谷”之稱。正是發達的新經濟業態為數字媒體產業提供了良好的科技基礎。

  數字媒體產業的地理集聚現象在美國的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也較為突出,且在空間分布上已形成高度集中、在媒體產業鏈上則呈現互補發展的競合格局。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起始于制造業,以波士頓、紐約、費城、華盛頓等大城市為核心,其制造業產值占全美70%,城市化水平達90%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與此同時,依托強大的經濟優勢,以及強勢的技術、文化、政策等各種軟件條件,形成了完整、成熟的數字媒體產業鏈,同時美國數字媒體產業中的資本投入與產出、高素質人才集聚以及科技創新均居于世界榜首,營收總額也遠超其他國家的城市,公司數量雖然不多,但均值高,而且絕大多數為壟斷性龍頭企業,這明顯得益于美國擁有半數以上全球“文化巨無霸企業”,并控制了全球75%以上的電視節目的生產和制作。當然,資源稟賦、產業特色和時代發展是否匹配也影響數字媒體產業的發展趨勢,雖然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的經濟實力雄厚,但是從2008年開始紐約的數字媒體產業公司數量卻持續下降,已從2008年的33家減少到如今的17家,營業收入也急速下滑,這反映出紐約所具有的強勢資源與互聯網時代的數字媒體產業所亟須的互聯網基因資源有偏差。總體上,全球核心城市群數字媒體產業的強大離不開雄厚的經濟實力基礎、領跑全球科技的能力以及人才資源的聚集,特別是數字媒體產業發展所依托的城市群通常需要城市發展較為成熟、商業模式趨于穩定,只有在二者的協同作用下,數字媒體產業才能構建起產業化、專業化發展模式,并獲得持續的壟斷能力,從而引領全球數字媒體產業的發展。

  (二)基于科技與文化深度耦合的集聚機理

  為了在日益白熱化的競爭中獲得最優的生態位,數媒企業必須具備科技創新能力,不斷通過并購、重組等資本運作方式獲取最新科技創新資源,并通過與優勢文化因子的深度融合,主導城市更新與產業創新的方向。最近幾十年,亞洲新興城市群在數字媒體產業領域異軍突起,特別是日韓兩國的城市群孕育了大量數字媒體龍頭企業。自198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的發展,人口、政治、經濟、社會職能等開始向東京集中,東京城市群已形成交通便利、區位互動緊密、產業聯動性強、創新力突出與商業一體化發展的“東京圈”。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報告(GII),在2018年“最佳科技集群”排名中,日本的東京-橫濱地區超越紐約與倫敦,憑借全球第一的PCT專利與科學出版物數量位居世界科技集群的首位——東京深諳最新科技與文化融合的重要性,立足建設智能城市,積極實施國家“社會5.0”(原名超智慧社會)計劃,通過致力于營造開放、包容與協同的創新生態,客觀上助推了數字媒體產業的崛起。此外,日本文化中由于具有濃厚的動漫情節,在良好的科技創新氛圍加持下,動漫文化基因與新興互聯網經濟的聯姻成功地塑造了東京城市群數字媒體產業的新圖景——東京的動漫文化與新媒體產業高度聯動,從動畫到IP的發掘、再到游戲新媒體化,形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而在運作過程中,先通過“圈子”文化(二次元文化)擴大受眾群,運用特定語言、文化、審美形成獨特的“系統符號”,再利用共同的“圈子”文化打破年齡、國界等藩籬,從而形成全新的文化話語方式,迅速占據了國際市場,與此同時,東京政府高度重視游戲業,將其定位為創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媒體內容的主要來源,不斷優化制度環境,使創新公司能夠專注技能和專長,并同時加強對海外知識產權的保護,為東京數字媒體產業的發展提供了保障。

  自帶互聯網基因的數字媒體產業,基于開放、互聯的網絡獨特性形成了新技術主導的更新范式,正在重塑傳統媒體產業的產業鏈條與生存模式,已釋放出加乘賦值的潛力。根據北上廣深四大城市所依托的新興城市群的情況,國內形成了京津冀、長三角與珠三角等三大城市群在領跑中國數字媒體產業的發展格局。不論是公司數量還是營收總額,北上廣深在全球城市數字創意產業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其中以北京為中心的京津冀城市群作為經濟文化重鎮,為數字媒體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科技、文化基礎,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在人才集聚、產業環境、經濟基礎等方面擁有較強優勢,為數字媒體產業集聚發展提供了保障,以深圳、香港、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國三大城市群中經濟最有活力、數字媒體產業高度聚集的城市群。數據分析顯示(表3),香港雖在公司數量上略有減少,但營收額增長迅速,2016-2017年同比增長72%,2017年香港數字媒體產業的營業收入總值超越北京,僅次于美國的山景城、阿蒙克、門洛帕克,而同年數字媒體產業營收總額僅次于北京的深圳,近10年呈持續上升趨勢,已從2008年的10.28億美元增長至2017年的294.66億美元,廣州作為珠三角城市群的重要一員,雖不及香港與深圳,但其增速是最快的。總之,在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牽引下,數字媒體產業跨界融合發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由此推動數字媒體產業的新業態、新方式層出不窮,其中新內容與新技術聯姻已成為數字媒體產業集聚發展的主線。

  (三)基于新經濟定位與治理范式協同驅動的聚集機理

  數字媒體產業在發展過程中依靠數字科技與創新意識,以及文化賦能與傳播形態的變革而不斷演進。實踐中,數字媒體產業競爭力的形成顯然不是一日之功,而是在長期的文化國際影響力建構中逐步積淀而成的,其形成需要歷史文化因素、價值觀念、制度環境、創新環境等特定的文化生態。從世界范圍看,隨著美國文化在全球影響力的不斷提升,美國數字媒體產業占據了全球數字文化輸出的高地,這與美國作為互聯網經濟的緣起國與長期實施互聯網強國戰略息息相關——數字媒體產業是美國互聯網經濟中的主導產業,且具有天然的跨界性與擴散效應,對相關衍生產業也會釋放明顯的旁側效應,從而帶動周邊產業的跨界發展。與此同時,數字媒體產業基于技術與文化的雙重屬性會發揮前瞻效應,既促進新媒體形態的層出不窮,也帶來城市群治理結構的調整與更新。美國是立足國家層面將數字媒體產業相關領域作為新經濟進行戰略定位的典范,近年陸續實施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包括《信息技術管理改革法》(1996)《聯邦云計算發展戰略》(2009)《大數據與隱私:技術視角》(2014)《美國創新戰略》(2015)《聯邦大數據研發戰略計劃》(2016)《美國國家人工智能研究與發展戰略規劃》(2019)等。由此可見,發達的互聯網經濟基礎、完善的制度體系、深厚的傳媒人文優勢、高端人才資源的集聚與全球領先技術的協同,是助推城市群數字媒體產業競爭力形成的重要條件,而數字媒體產業的集聚擴散效應在更大地理空間范圍的拓展則使得城市群數字媒體產業逐步構建起獨一無二的競爭力。

  與美國以市場治理為主導的自由化城市群相比,日本的城市群多受到政府的宏觀調控,且受制于國土面積狹窄的制約,在發展過程中大多采取集約式發展和圈域經濟的區域圈模式,形成了集中型的城市群空間布局。隨著經濟發展與文化產業相互補充,日本的數字媒體產業已逐漸形成規模,上市公司數量劇增,在全球城市中遙遙領先,但企業之間的聚集密度、黏性仍亟待進一步提高。與東京相同,首爾的數字媒體產業上市公司數量與營收總額不成正比,區位熵值小于東京,產業聚集與競爭能力較弱。即便如此,亞洲城市在數字媒體產業方面仍為全球城市提供了大量可借鑒的經驗,特別是通過科學的城市治理績效與新經濟發展戰略定位,孕育出一大批優秀的數字媒體產業上市公司,且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創新型思維模式與產業實踐新模式,成為數字媒體產業發展中的一種新的聚集范式。

  四、中國城市在全球數字媒體產業集聚格局中的定位與新路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全球的政治經濟地位不斷提升,科技能力持續增強,“中國創造”逐漸形成風潮,而互聯網經濟的強勢崛起與中國文化產業協同創新更是助推了數字媒體產業的蓬勃發展。香港、北京、深圳、上海、廣州等城市的數字媒體產業營收規模在全球占比不斷提升,與數字媒體產業上市公司數量獨占鰲頭的日本東京相比,在營業收入指標維度的差距不大,而且隨著國家對北上廣深文化產業的大力扶持,中國數字媒體產業在未來的影響力將不容小覷。但從全球視角看,只有特大城市“北上廣深”榜上有名尚很難達到全球領跑的水平,較短時間內也很難獲得全球性的突破性超越。盡管改革開放帶來時代發展機遇以及開放性商業思維,加之“互聯網”20余年的積累為數字媒體產業集聚醞釀了潛力,但是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商業模式固化、發展不平衡、聚集規模小等問題,一定程度上將中國數字媒體產業發展推入了暫時的瓶頸期。基于此,探索和確立適合現階段中國城市數字媒體產業發展集聚的戰略路徑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一)強化北上廣深輻射效應,協同布局

  數字媒體產業集群具有典型的地理二元性,越是資源稟賦突出的一線城市,在互聯網優勢資源集聚的疊加基礎上,數字媒體企業間的協同效應越強。中國城市數字媒體產業雖未像日本東京擁有龐大的公司數量,也不如美國舊金山城市群在營收利潤上遙遙領先,但發展勢頭迅猛。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作為數字媒體產業大量孕育的溫床,在“互聯網+”和8.5億龐大網民規模紅利的加持下擁有廣闊的發展空間。新經濟時代數字媒體產業發展所依賴的網絡文化、科技型與創造型人才支撐、特別是由高素質人才帶來的創造性活動與創新性技術已成為未來中國數字媒體產業發展的保障。下一步,必須加快建立中國的文化智力資源集聚高地,重視培育綜合性、專業型數字媒體人才,加快培養深諳主流價值與大數據、AI、區塊鏈等新興科技的綜合性媒體人才。中國具有悠久的文化歷史,創作素材豐富,亟須創意階層對文化內容進行深度挖掘,并發揮中國作為移動互聯網大國的傳播優勢,同時,要加快吸引國內外高端創意創新人才的集聚。網絡時代打破了傳統的時空局限,也提供了匯聚全球優秀傳播人才的契機,應加快優化現有人才制度設計,打破區域藩籬,鼓勵優秀人才柔性流動,打造一個引進來、留得住的數字媒體人才生態。另一方面,強化政府的頂層設計,從戰略層面推動北上廣深在數字媒體產業發展過程中高效協同與聯動,發揮長三角、珠三角等主要城市群數字媒體產業的輻射效應,帶動周邊相鄰城市協同發展,不斷拓展數字媒體龍頭企業的輻射區域,提升示范效應的功能,帶動全國數字媒體產業協同創新、躍遷升級。

  (二)依靠科技研發力量整合數字媒體產業鏈,提升智媒體能級

  當前,政府對數字媒體產業扶持的相關政策支持力度較強,但是關鍵技術創新研發投入不足。數字媒體產業集群是產業鏈和技術鏈并行的集群,需要高新技術產業以及相關技術產業的參與,外加創意、創新資源的加持。政府應加速推動最新科技與核心創意的深度融合,打造文化內涵突出的數字媒體產業。數字媒體產業需要創意的交流與迸發,特別是發揮城市厚重文化資源的優勢,講好城市故事、中國故事,通過產業集群的構建強化數媒企業之間的良性互動、多方協作以及上下游的協同。另一方面,應以科技為主線,真正構建一條完整的數字媒體產業鏈,搭建促進數字媒體企業對內自我創新和自我演化、對外協同競合發展的創新生態圈。中國數字媒體企業除了少許巨頭,大多在規模上持平,互動強度不足,產業鏈較為松散,不論是平行企業還是上下游企業之間的聚集黏度均不強,缺乏作為領頭雁帶動眾多小企業互動的龍頭數字媒體企業。鑒于此,亟須利用好我國在移動互聯網基礎上搭建的巨大數字媒體應用市場這一獨特優勢,形成合理的產業鏈分工模式,利用新技術、新平臺暢通發行渠道,實現與數字媒體產業各環節的有機配合,此外,應基于大數據加快區塊鏈與人工智能等最新技術的應用,加速更新現有商業模式,不斷整合、延長數字媒體產業鏈。特別是一線城市應積極發展智媒體,聯合區塊鏈技術將數字媒體內容原創環節置于產業鏈的中心,打造公平分享版權價值的新平臺,鼓勵數字文化可持續創新,利用區塊鏈去中心、不可篡改與可追溯的優勢實現數字版權在登記、轉讓、拆分等場景的運用,通過基于既定算法的智能合約提高數字媒體版權的交易效率,不斷提高智媒體產業發展的水平與能級。

  (三)挖掘自身特色,形成數字媒體產業“東西互建”新模式

  數字媒體產業就傳播能力與受眾體系而言絕不僅是封閉于一國、一城的內部產業,其媒介性質使數字媒體產業擁有一種跨國界的滲透能力。美國數字媒體產業的壟斷地位實際上是一種文化輸出的表現,而這種強力的文化輸出正是基于雄厚的經濟實力、媒體產業全球傳播力與全球性的強勢文化產業。與之相比,中國的傳統文化乃是一座神秘的、宏大的原始寶藏,中國文化的內涵與淵源是國民的精神蘊藉,也是國家文化自信的脊梁。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中國人民是具有偉大創造精神的人民。今天,中國人民的創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發,文化的創造與技術的革新在信息時代通過新媒介實現了融合與重塑,并通過商業模式產出經濟效益與文化輻射力。毫無疑問,中國數字媒體產業未來發展需要肩負文化輸出和主流價值觀的國際傳播重任,通過構建國際話語融通體系講好“中國故事”,這不僅是中國給全球文化貢獻力量的一種全新思維方式,更是文化自信的一種表現,需要推動“文化+”戰略在更高維度上融合新媒體要素,重視數字媒體內容策劃,在數字媒體產品生產與研發、設計中積極融入文化元素,將文化的精神屬性和附加價值注入數字媒體技術和產品中,提升數字媒體產業的文化標準。同時,在新技術、新業態層出不窮的新經濟時代,由單一的數字媒體企業獨立完成頂級產品和技術的研發日益困難,數字媒體產業跨國界、跨區域協同創新與共贏將是大勢所趨。鑒于此,應積極以優質文化為內核,以新技術為載體,以數字媒體為介質,加強國際合作,加速更新中國特色數字媒體產業的創新模式,為全球數字媒體產業貢獻中國特色,在“東西互建”發展新模式下實現“東西共贏”。

  ① Hanson R,“US Cities in Transformation:Urban Policy in Advanced Economy,”Futures June,no.3,1985,pp.232-242.

  ② Mele V,“Cultural Industries”,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Theory,Nov.12,2017,https://doi.org/10.1002/9781118430873.est0614.

  ③ ZhaoP,“Building Knowledge City in Transformation Era:Knowledgebased Urban Development in Beijing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sation and Decentralisation,”Asia Pacific Viewpoint,no.1,2010,pp.73-90.

  ④ 常琳穎:《淺析數字媒體在文化創意產業中的應用與研究》,《新聞研究導刊》2018年第4期。

  ⑤ 馮俏俏、黃文卿、賈亦男:《數字媒體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關系研究》,《藝術研究》2012年第2期。

  ⑥ Delfanti A,Arvidsson A,“Media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Introduction to Digital Media,no.11,2018,pp.1-19.

  ⑦ Shanken E A,“Contemporary Art and New Media:Digital Divide or Hybrid Discourse?”A Companion to Digital Art,no.3,2016,pp.461-481.

  ⑧ 解學芳、臧志彭:《人工智能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科技創新能力》,《社會科學研究》2019年第1期。

  ⑨ 臧志彭:《數字創意產業全球價值鏈:世界格局審視與中國重構策略》,《中國科技論壇》2018年第7期。

  ⑩ 郭凱、鄒嬙、李帥曉:《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村金融集聚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基于區位熵和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臧志彭、謝銘煬:《世界四大灣區傳媒產業集聚優勢與演化趨勢——基于2008-2017年全球上市公司的實證比較》,《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8期。

  該行業的出版和廣播機構不提供其出版或廣播內容的傳統(非互聯網)版本,而是提供互聯網獨家文本、音頻、視頻等內容。稱為Web搜索門戶的機構通常提供額外的Internet服務,例如電子郵件,到其他Web站點的連接、拍賣、新聞和其他有限的內容,作為服務Internet用戶的基礎。

  陳文華:《探索深圳文化產業競爭優勢提升路徑》,《深圳特區報》2019年05月14,第B06版。

  巫細波、賴長強:《基于POI大數據的城市群功能空間結構特征研究——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例》,《城市觀察》2019年第3期。

  Michael E Porte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The Free Press,1998,pp.148.

  Yoshimatsu H,“The State and Industrial Evolution:The Development of the Game Industry in Japan and Korea,”Pacific Focus,no.1,2005,pp.135-178.

  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王志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117頁。

  解學芳、臧志彭:《“互聯網+”時代文化產業上市公司空間分布與集群機理研究》,《東南學術》2018年第2期。

  肖永亮:《數字媒體在創意產業發展中的地位》,《現代傳播》2005年第5期。

  陳偉軍:《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與中國價值觀的國際傳播》,《新聞界》2019年第3期。

《全球城市數字媒體產業集聚機理與中國路徑》

本文由職稱驛站首發,一個權威專業的職稱論文發表網

文章名稱:全球城市數字媒體產業集聚機理與中國路徑

文章地址:http://www.guantaorf.com/lunwen/keji/wangluo/42502.html

'); })(); 可以免费观看的av毛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