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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產業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 協同研究綜述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電子技術論文發布時間:2020-08-27 08:41:23瀏覽:1

作為產業發展的技術規則基礎和創新制度保障,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的關系正由矛盾走向統一。數字經濟背景下,技術復雜度的提升及更新速度加快使二者的協同趨勢更加明顯。已有研究雖然關注到技術標準和知識產權協同現象

   摘 要:作為產業發展的技術規則基礎和創新制度保障,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的關系正由矛盾走向統一。數字經濟背景下,技術復雜度的提升及更新速度加快使二者的協同趨勢更加明顯。已有研究雖然關注到技術標準和知識產權協同現象,但對其形成機制及協同效果缺乏系統性解釋。通過對技術標準和知識產權協同的內涵框架、影響因素、模式路徑及創新影響效應進行梳理,提出未來研究展望。

  關鍵詞:數字經濟產業;技術標準;知識產權;協同

  中圖分類號:F06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037(2020)4-8-8

  DOI:10.19345/j.cxkj.1671-0037.2020.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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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情報》自創刊以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辦刊方向,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為讀者服務、為作者服務、為行業服務、為學科建設服務的宗旨,為推動圖書館學、情報學事業的發展,為我國的信息化戰略做出貢獻。

  1 引言

  標準是指“經公認機構批準的、規定非強制執行的、供通用或重復使用的產品或相關工藝和生產方法的規則、指南或特征的文件。該文件還可包括或專門關于適用于產品、工藝或生產方法的專門術語、符號、包裝、標志或標簽要求”。根據演化路徑不同, 標準可以分為工藝標準和技術標準。其中,技術標準是由固有技術軌跡形成的、在使用上具有排他性的、供有條件通用或重復使用的技術或格式類型[1]。知識產權作為治理活動所產生的權利,是政府有關機構授予專利權人在授予國境內暫時享有法律規定期限內的壟斷權。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趨于融合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首先,在學術界獲得廣泛認可:Rysman M & Simcoe T[2]指出技術標準與技術專利由分離走向融合以及協同;孫耀吾等(2006)指出知識產權是技術標準化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要素;張海東(2008)指出隨著信息與通信技術的發展,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趨于融合;舒輝(2015)基于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的協同演化關系提出二者捆綁策略,等等。其次,在實踐上獲得成功應用:以美國高通公司為代表的數字生產商,在第二代移動通訊標準CDMA的制定過程中,采用了1 400多項專利,通過將技術標準與專利融合的方式成功使相關標準成為移動通訊的國際標準,并通過向電信設備制造商發放CDMA專利許可,實現了事實標準的壟斷,獲得巨大收益;2004年,英國在“標準和知識產權:創新企業的使用指南”中提及要戰略性利用標準與知識產權獲取收益,并指出了知識產權的壟斷力量及技術包含在標準中的沖突問題[3];2008年,日本經濟產業省以50億日元的經費預算修改一直以來專利和標準的獨立獲得程序,以促進對知識財產戰略和標準化戰略的協同實施,公開表明了專利和標準的融合傾向[4]。近年來,傳統意義上的“專利—產品”的產品結構已被“研究開發(專利)、技術集成(標準)、元器件制造、整機制造、品牌銷售”的多元產業鏈結構所替代,圍繞技術標準設立專利池的趨勢更多顯現[5]。數字經濟背景下,產業技術創新加快,技術所呈現的高復雜度使得技術標準和知識產權協同趨勢更加明顯。當前的問題是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的協同是怎樣的內涵?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的協同研究主要存在哪些議題?數字經濟下的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協同將走向何方?這些均是值得關注的問題。為此,論文通過文獻梳理的方法對此進行探索。

  2 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協同概念框架

  對技術標準的經濟學專門研究可以上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了90年代學者就發現技術標準和知識產權可以通過協同的方式獲得更大的收益。如果說傳統產業中技術更迭緩慢、經濟效益主要取決于生產規模和產品質量,從而使得具有公益性特征的技術標準和私益性特征的知識產權可以各自為政的話,90年代以ICT為代表的信息和通信產業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得學者在以技術標準、知識產權與產業創新成果本質聯系的基礎上發現技術標準和知識產權的協同可以帶來更大的創新效應。

  外部性是市場失靈的表現之一,也是技術標準最基本的經濟理論來源。按照Kata和Shapinro(1985)的解釋,使用某個產品的人越多,該產品所帶來的效用越大,從而采用標準產品的用戶越多,更容易在安裝基數的影響下擴大用戶網絡規模。除此之外,基數標準還使得來自于不同廠商的產品能夠相互兼容,滿足統一消費需求的新產品最終會收斂到一種技術上,而成為事實標準[1]。數字經濟產業不僅具有明顯的網絡效應,而且需要共同的標準來聯結并且調用復雜數據間的接口,也只有共同的標準能夠解決終端基礎設施的復雜性問題和數字系統研發規模經濟要求[6],并且在數字經濟下,除了技術優勢外,網絡效應、轉換成本、政府政策、知識產權因素以及其他環境因素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顯著增強[1],因而技術標準隨著數字經濟產業的迅速發展其地位逐漸上升。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高技術產業內大多數成果都申請了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化組織在制定標準時不得不與專利權人談判將其專利納入技術標準,同時以發達國家為代表的機構發現可以通過將知識產權納入標準后隨著標準的推廣獲得更大的知識產權利益和創新成果收益,而將兩者的捆綁協同作為一種策略性計劃開始使用。對此,Bekkers早些時候就已經從數字領域的高研發投入和高專利密集度特征、標準設備進入全球市場需要對研究成果進行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予以解釋。從知識產權的角度來看,由于數字經濟產業以信息、知識和技術為基本生產要素,其所擁有的擴散性和共享性特征使得任何一個企業很難基于資源獨占而形成壟斷,如果沒有統一的技術標準,知識產權因缺乏推廣難以獲得巨大的網絡壟斷收益,而且市場更容易存在自發、無序、低效的專利池[7]。因此,主動性的技術標準和知識產權捆綁行為,能直接影響價值鏈上的“權力分布”[8],形成強大的壟斷力量(圖1),對于專利和標準所有者形成重大的戰略價值[9]。

  3 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協同的影響因素、模式路徑及創新效應

  3.1 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協同的推動及阻礙因素

  技術標準是與產品或服務相關并得到大多數生產商和用戶承認的技術規范,雖然與知識產權中權利人對其智力勞動成果的私有財產權利具有本質不同,但是兩者的核心內容與技術密不可分。當前背景下,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是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協同的典型內生動因。Teece指出[10],數字經濟實現技術的本質是它們很可能嵌入其他公司也持有的相關專利的多項發明創新中。數字經濟產業發展的基礎支撐技術如云計算、大數據、區塊鏈、邊緣算法等大多是利用開源創新平臺開放源碼的靈活策略實現廣泛的智力匯聚,開放源代碼軟件不僅需要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要求,而且專利技術只有上升為標準才更有可能獲取廣泛收益并以領先的標準主導市場。與此同時,數字經濟產業中需要大量的系統和組件接口等基礎通用標準、集成電路等數字化產業關鍵技術標準、互聯網等在傳統產業融合應用的生產服務標準,以及包括金融在內的服務類標準等,這些標準中可能包含對于產品功能的規定或指標要求,需要專利技術的支持。除了內生性因素,政府、企業、聯盟等成為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協同的重要推動因素。政府不僅能協調利益相關者需求、有效整合各方資源、推進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的協同發展以及專利與技術標準的轉化,而且能夠以政策法規的形式為二者的協同發展提供積極的制度支持和環境保障。政府是成功推動我國TD-SCDMA標準的重要因素[11]。企業的技術能力水平及其經濟實力高低決定了企業是否能夠成功主導專利和技術標準的轉化(Grindley,1995)[12],專利能力更強的企業加入正式標準化過程的可能性越大。專利聯盟和技術標準聯盟不僅能夠幫助提供積極的專利資源,而且能促進各成員間的技術兼容、降低技術開發和運營成本、提高談判效率以及平衡相關主體利益[13],從而加快了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的有效協同。

  協同的阻礙因素表現在:由于專利權人的主觀故意行為常造成知識產權“阻抑”標準實施。李明星[4]指出,集專利權和標準制定者于一身的強勢企業,通過各種措施來禁止他人參與標準以為自己謀利,抑制了技術標準和知識產權協同促進產業創新的進程。例如,數字經濟強勢企業可以專利技術的專有性來禁止對方使用該標準,阻止競爭對手的市場進入以及產品和服務的跟進。有的企業則采用通過拒絕許可等方式[14],使他人無法獲得相關技術,導致標準無法貫徹實施。在UMTS標準中,當歐洲電信標準機構向國際電聯提交UMTS體系時,高通公司以其擁有一大批UMTS標準體系的必要專利為由拒絕了歐洲電信標準機構提出的許可要求,并堅持要與其CDMA體系兼容。除此之外,Sidak[15]研究認為,專利權人常常利用技術專利的壟斷特性實施“敲竹杠”行為,對于標準的正常創立造成阻礙;或者還存在專利權人過度行使自己的專利權而造成的“技術標準陷阱問題”[16],即專利權人在技術標準中通過濫用專利權設置專利障礙,影響技術標準使用者的直接使用,致使發生專利糾紛和摩擦,影響技術標準功能的正常發揮。Shapiro[17]研究指出,技術標準專利化趨勢可能導致專利叢林(Patent Thickets)等問題,缺乏有效整合的過多分散專利抑制了技術創新以及技術標準的推行。有時由于制定技術標準的時間過長,但數字技術發展速度很快,專利申請與標準創立之間的時差[18]阻礙二者的有利協同時機,從而影響在產業創新中作用的發揮。實踐中,我國許多企業雖然已經開始積極運用知識產權戰略參與技術標準制定,但一般都沒有建立起與技術標準的授權許可及避免技術標準專利糾紛等問題相關的知識產權策略,也成為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協同的潛在風險性抑制因素[19]。

  3.2 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協同的模式與路徑

  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協同的典型表征是標準必要專利。姚玉鳳等[20]指出標準必要專利是“標準化組織在制定某些標準時,部分或全部標準草案由于技術上或商業上的原因沒有其他可替代方案,而這些技術方案已經申請了專利,當這樣的標準草案成為正式標準后,實施該標準時必然要涉及其中含有的專利技術”,被確定為必要專利的技術,在納入技術標準中后能使專利持有人獲取更多收益。雖然數字經濟中的專利巨多,但Bekkers[21]指出,高價值的專利更有可能成為標準必要專利,也就是說高價值的專利更容易與技術標準產生協同,但其重要前提仍然是專利持有者是否參與標準制定過程[22]。歸納現有研究,認為專利池是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協同的典型組織模式。Merges將專利池(patent pool)定義為“一種多個專利所有人之間匯集其專利的協議安排,在一個典型的patent pool中成員間共享匯集的所有專利,并且通常也向專利池成員之外的企業提供標準的許可條款”[23]。專利許可是指專利權人依據專利法及其他法律的規定,采取與被許可方訂立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形式,允許被許可方在合同約定的條件和范圍內實施其專利并支付使用費的一種形式。Melvin[24]研究認為將專利許可與專有技術許可結合能夠充分保障技術標準參與人的利益實現。其行為常與標準相關聯,通信產業中的大部分公司正逐漸意識到在技術標準中進行專利許可能帶來巨大收益。在專利池模式下,專利權人可將自己擁有的不同專利彼此交叉許可積極參與標準競爭,形成行業競爭的事實標準;或者在國家標準化機構確定相關行業和領域的技術標準并征求有關專利技術后,專利權人積極披露其專利信息并請求納入技術標準,形成技術標準的專利池。專利池還可以統一的標準許可協議和收費標準的方式,將成員的專利進行一站式打包許可,避免單獨復雜談判所帶來的許可交易成本。可以說,技術標準催生了專利池,標準池也更好地滿足了技術標準和知識產權協同的需要。郝帥[7]指出,IT業的MPEG-2專利池、DVB-T專利池、ATSC專利池等正是通過這種方式促進專利推廣。在我國,專利池也常被專利聯盟、專利聯營、專利集管、專利聯合授權[25]等稱謂所代替。

  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協同的路徑方面:以王黎螢等[26]為代表的學者認為,應形成“技術專利化—專利標準化—標準許可化”的“標準制勝”導向路徑;詹映、朱雪忠[27]提出“形成技術標準以及結成專利池—評估必要專利以及構建專利池—制定知識產權政策以及設立知識產權管理機構”的專利池導向路徑;李明星[4]提出“專利確權—專利技術標準化—標準升級—組建技術標準聯盟—標準市場化”的市場導向路徑;舒輝等[28]分別針對市場領先型企業和聯營企業提出“制定戰略—積極培育市場—確立必要專利技術—進行專利授權—形成市場壟斷—組建標準聯盟—產生實施標準”“組建聯盟—市場調研—技術研發—申請專利—專利交叉許可—實現市場壟斷—形成技術標準”的差別化路徑。

  3.3 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協同的創新影響

  學者就此的研究包括以技術標準為引領的技術演化學派、以知識產權推動為重點的產業創新激勵學派、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協同推動創新加速學派(表1)。

  技術演化學派關注到技術標準本身對技術的積極促進作用,技術標準會引領技術的發展軌跡。Kano S[29]指出,技術標準化可使雜亂無章的技術創新活動在系統的框架內共同發揮作用,促進技術融合。王博、劉則淵等[30]通過對近24年來通信產業專利及其必要專利的分析,發現產業技術標準能夠促進產業技術內容的收斂與規范;而且由于產業先導技術與標準的融合,促進了先導技術向主導技術的成功轉換。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總是圍繞著技術標準的建立,新興產業技術標準初步建立之后,不斷吸引產業內多主體參與[31],由于適當的標準許可協議和技術外溢,可以使擁有標準的企業取得市場競爭優勢[32]。因而具有主導技術標準的行業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和創新性[33]。創新激勵學派認為,在標準中引入知識產權要素后,受知識產權具有的激勵知識創新、保障知識產權利益實現、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等基本功能的影響,不僅將創新成果進行有效保護,而且通過技術標準的推廣將專利收益放大,進一步促進企業創新的積極性。Lin等[34]認為提高知識產權保護將促進技術轉移,使利潤增加。Chu A C(2012)認為知識產權制度能夠完善產業內協同主體間的內部關系,在技術標準所形成的產業發展規范以及產業創新鏈條中,不僅產業內各主體的應得利益能夠得到保障,從而激勵各主體發揮自身的創新潛力與優勢,而且技術標準所傳遞的知識存量和功能需求的信息影響著企業對技術、信息、設備、資金和人員等創新要素的投入[35]。創新加速學派認為,在協同效應下技術標準和知識產權的雙重影響作用同時發揮,加速創新。詹映等[27]指出,全球數字經濟產業中的專利池消除了專利瓶頸,創造并加速了更多的創新。吳文華、曾德明[36]發現移動通訊產業的技術標準聯盟混同著基于成員企業技術優勢的共同技術開發,加快了對市場的創造和占領。同時學者也意識到技術標準戰略和知識產權戰略的融合對技術創新的“雙刃劍”效果。由于在標準競爭中捆綁了大量的專利,雖然 Spulber[33]提出標準必要專利不需要賦予他們的所有者市場權力,但是JaffeA & Lerner J認為今天的專利仍然成為“公司騷擾競爭對手的武器”[37]而非創新進步的標準。Teece[10]還指出,如果一項技術標準沒有被視為重大研發努力的體現,從而促成大量新的下游經濟活動,那么其回報可能被校準得太低,不足以支持未來的適當創新水平。

  為促進創新,學者提出通過“技術標準拉動型”“知識產權推動型”“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互動結合型”三類策略助推協同加速創新[38];舒輝[16]提出在戰術上采用“迂回加入”型、“后發合作”型、“專利聯營”型、“直接升級”型四種方式推動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的“捆綁”策略;曹虹劍[39]等認為應該鼓勵我國企業更多地參與專利池和國際產業標準制定;楊韜[40]認為,由于專利聯盟特質對聯盟企業的技術創新存在影響,聯盟企業可以根據產業技術發展情況選擇聯盟加入與組建形式,并通過優化聯盟行為來協調技術標準與專利的關系。

  4 研究展望

  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創造了技術標準和知識產權融合的沃土,雖然前期關于二者協同的大量文獻多以ICT為代表的信息及通訊技術產業為分析對象,但數字經濟的新現象、新問題遠遠超過既有研究所涉獵領域,因而產生了對相關研究的需求并促進相應研究趨勢形成。

  第一,數字經濟下原有知識產權規則顛覆了對技術標準和知識產權協同的傳統認知。學者固然解釋了將專利寫入標準來促進協同和創新的機理,然而數字經濟下的焦點正轉向文件共享、開源、開放訪問或數字共享,造成了知識產權(特別是版權和專利)的正式規則與在線環境中文件共享和開放訪問的新興非正式規范之間的沖突,對傳統的物質世界享受專利保護的內容、專利制定的規則及其與技術標準的協同提出了新的挑戰。不但是原有知識產權配置的規則發生改變、原有的技術專利化—專利標準化問題變得相對復雜,而且知識產權呈現專有性弱化、無形性加深、地域性模糊、時間性縮短等新特征,同時以實用新型專利、版權、工業設計中的權利等為代表的知識產權[41]在數字領域更廣泛呈現,催生了對于更廣范圍內的知識產權與技術標準新的協同規則的研究需求。

  第二,如何以技術標準和知識產權的協同促進數字經濟下的創新還需要研究深化。學者認識到了二者協同對創新的促進作用,也提出了雙刃劍效應的形成原因。然而一方面,協同的本質在于提供1+1>2的效果,在創新中這個效果是否實現、如何衡量等尚未見有清晰表述,而且數字經濟創新的特征非簡單的創新績效評定,也體現為新業態促進及價值創造,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協同如何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目前尚顯空白;另一方面,基于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協同矛盾的競爭策略濫用所形成的創新阻礙,以及自發、無序、低效的專利池[42]等在法律層面上探討較多,還需要更多的經濟學解決機制。

  第三,VUCA時代,不但協同規則變得復雜和多元,而且學者所提出的串行式協同路徑將隨著時間的加速而需要重新調整。傳統的先研發、推出新產品或新技術后才有標準、標準滯后于產品或技術的串行式路徑正被改變,知識產權與技術標準“并行工程”協同模式逐漸盛行。雖然Blind &Thumm[43](2004)曾就協同時機問題進行分析,認為標準協會應在技術未成熟時引導擁有核心專利的公司參與標準的建立,但是在數字經濟下這一問題將變得更加不確定。加速演進的數字技術、專利申請時機、技術標準制定時機幾個時間節點的交錯以及如何進行協同安排,以防止市場鎖定在私有技術上或是避免數字經濟產業國際競爭中的技術標準鎖定困境,都將值得進一步關注。

  第四,如何以有效的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協同策略提升我國數字經濟產業在全球的競爭優勢地位須深化研究。當前研究對國際競爭中技術標準對本國產業的影響以及全球視野下的知識產權規則變化均有闡述。未來,發達國家的新動態和新布局將會深刻改變競爭的形勢: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已經在互聯網核心領域與關鍵領域形成專利體系;數字技術的發展和互聯網的普及使國際貿易向深度和廣度擴張。相較之下,我國依然面臨缺少核心專利、工業傳感器與控制產品依舊低端、關鍵工業軟件和嵌入式芯片等技術基本被國外壟斷,依靠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協同提升產業競爭力還面臨諸多困難等困境。如何以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協同提升我國數字經濟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還須關注。更多的研究將集中于現有產業框架下國際、國內技術標準和知識產權的矛盾和協同策略;同一產業同一標準體系下不同國家知識產權政策差異性引發的協同問題;新的數字貿易規則下產業創新、技術標準和知識產權的協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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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ynergy of Digital Economy Industry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ng Liying1,Wu Ying 1,2,Lou Yuan1

  (1.China Institute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3;2.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 Ningbo Zhejiang 315100)

  Abstract:As the basis of technical rule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guarantee of innovation syste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 shifting from contradiction to unif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increase in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and the speed of updating make the synergy trend between the two more obvious. Although existing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synergy of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y lack a systematic explanation of their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synergy. By sorting out the connotation framework, influencing factors, model paths and innovation impact effects of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nergy, the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Industry; Technical Standa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llaboration

《數字經濟產業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 協同研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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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數字經濟產業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 協同研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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