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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設助力推進新一輪全球化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貿易論文發布時間:2020-11-25 08:44:33瀏覽:1

中日韓三國作為亞洲地區的重要國家和世界的主要經濟體,文化交往源遠流長,經濟合作基礎深厚,產業互補性較強,價值鏈融合度較高,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對于進一步凝聚三國合作潛力

   【摘要】中日韓三國作為亞洲地區的重要國家和世界的主要經濟體,文化交往源遠流長,經濟合作基礎深厚,產業互補性較強,價值鏈融合度較高,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對于進一步凝聚三國合作潛力,促進區域內價值鏈深度融合,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和促進世界經濟增長都具有重要意義。后疫情時代為建設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注入了新的動力,目前的關鍵是要創新合作模式,突破內外障礙,統籌國際國內規則,注重規則與制度建設,積極引領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共同推進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促進亞太地區和世界的經濟增長與和平發展。

  【關鍵詞】統籌規則 創新模式 中日韓自貿協定 經濟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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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經濟高級職稱論文發表,是由北京市重點大學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主辦的經濟管理類綜合性學術刊物,堅持開放性、包容性的辦刊理念,竭誠團結國內外老中青廣大學者和博士、碩士研究生作為本刊的骨干作者。

  中日韓三國經貿往來源遠流長,作為亞洲地區的重要國家和世界的主要經濟體,三國經濟合作基礎廣博,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三國經貿投資關系越來越密切。早在2002年,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峰會就提出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設想,2013年開始正式談判,到2019年底已經進行16輪談判,雖然不斷取得進展,但是距離目標仍然較遠,后疫情時代為加速建設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注入了新的動力。本文結合中日韓自貿區建設的基礎,從中日韓內部因素與外部環境等多角度分析建設中日韓自由貿易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探討加速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設的路徑,為中國積極引領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發展提供決策參考。

  建設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具有堅實基礎

  中日韓三國作為亞洲經濟核心,合作潛力巨大。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世界經濟的重心逐漸向亞洲轉移,亞洲成為世界最具經濟發展活力的區域。建立中日韓自貿區,不僅使中日韓三國間貿易投資更加便利,經貿往來更加密切,而且對于推進東亞和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與促進世界經濟增長都具有重要意義。

  中日韓三國經濟合作基礎廣博,建立中日韓自貿區是實現共贏的必然選擇。中日韓作為世界上第二、第三和第十二大經濟體,共約有16億人口,GDP總量超21萬億美元,占亞洲的70%以上,是凝聚整個亞洲的中堅力量,也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中日韓三國的經濟發展都受益于經濟全球化,2018年以來雖然受到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但是三國經濟仍然穩步增長,保持上升態勢。2019年中日韓三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總和達到21.1萬億美元,與美國的21.4萬億美元相當接近。中國人均GDP首次突破1萬美元大關,經濟增速達到6.1%,在全球的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一;日本2019年GDP總量繼1995年后終于再破5萬億美元大關,人均GDP突破4萬美元。日本上世紀末因房產泡沫經濟增長停滯、多次出現負增長,雖2019年GDP的實際增速只有0.7%,但國力不見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仍逐年提高,依舊是亞洲最強悍的發達國家;韓國人均GDP超過3萬美元,也是亞洲地區為數不多的具備較完整工業體系的工業強國。

  長期以來,中日韓三國構建了全方位的合作體系,合作成果豐碩。在上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的余波中,中日韓三國開啟合作進程,謀求共同發展。20多年來,中日韓三國同舟共濟、共克時艱,持續推進經貿合作,不斷擴大共同利益,已經初步形成事實上的經濟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2009年首屆中日韓工商峰會在北京舉辦,構建了三國工商界交流合作的重要平臺;2012年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簽署了“中日韓投資協定”,開啟了中日韓合作的新局面;2015年“中韓自貿協定”正式生效,為建設中日韓自貿區發揮了先行探路的作用;2019年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共同發布《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為三國未來的合作發展確定了基本方向。

  中日韓在貿易和投資等經濟領域的合作成果尤為顯著,三國經濟融合程度不斷加深。從2010年起,三國之間的進出口貿易額在全球經濟衰退期雖有所下降,但隨著世界經濟形勢的好轉,貿易額在2013年大幅度上升。根據商務部發布的國別報告數據計算,中日韓三國貿易由1999年的1320億美元增加到2019年底的6220億美元,[1]20年間增長了3.7倍,約占世界貿易總額的六分之一。中國持續深入的改革開放,為三國之間貿易和投資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三方經貿關系快速發展,經濟相互依存與互利關系快速提升。目前,中國已經是日本和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日本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國、第一大投資來源國,韓國是中國第三大貿易國、第二大投資來源國。[2]

  與此同時,中日韓三國作為《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參與國,在共同推進RCEP談判進程中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2019年11月,除印度之外,其余15個成員國均已結束全部文本談判及實質上的所有市場準入談判。2020年6月,在RCEP部長級視頻會議上,談判各方一致決定將全力推動在今年內達成協定。[3]實際上,在《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中,中日韓三方已經重申將在RCEP談判成果的基礎上,加快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4]在當前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RCEP的達成無疑會為多邊貿易體制及區域一體化的發展注入強勁動力,同時也將為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奠定基礎。不難想象,一旦RCEP談判成功,中日韓三國將在此基礎上形成更高標準、更高水平、互利互惠的自貿協定。這不僅符合三國的共同利益,而且還將有助于推進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促進世界經濟朝著更加開放包容的方向發展。

  中日韓三國產業鏈、供應鏈緊密相連,合作前景廣闊。中日韓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位置各異,經濟互補性強,產業鏈、供應鏈緊密相連,成為亞洲和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相對發達的日本和韓國在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上競爭優勢明顯,處于產業鏈的中高端;而中國的競爭優勢主要集中于資源型或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上,仍然處于產業鏈的中低端。日韓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資源匱乏、國內市場小等短板日益突出,而勞動力充足、自然資源豐富、國內市場大的中國恰好能夠解決日韓所面臨的經濟制約因素。由此可見,三國經濟貿易互補性極強。在供應鏈方面,三國不僅在亞洲擁有主導區域經濟和產業價值鏈的能力,同時三國供應鏈的深化合作,更為亞洲區域產業價值鏈的建立提供了較為完整的產業集群覆蓋與技術支撐。

  經過多年較快增長,中日韓都面臨新舊動能的轉換問題,中國的“創新驅動發展”“互聯網+”與日本的“超智能社會5.0”戰略、韓國的“革新成長”等有著異曲同工之處。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方興未艾,為中日韓三國的合作孕育出新的機會。日韓分別在原創性技術、產業化創新等領域有領先優勢,中國則正培育強大的內需市場、營造有利于創新的環境,為各類新技術提供試驗場;[5]日韓在信息、大數據等高科技領域優勢明顯,中國則在5G、互聯網方面具有獨特的后發優勢。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以及中日韓經濟結構的調整,三國可能會在產業發展上有競爭的一面,但可以通過開放式創新競爭引導共同繁榮。由此可見,建設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不僅對亞洲區域建立完整產業鏈和價值鏈具有正向作用,還將成為亞太區域乃至全球價值鏈的穩定器,為世界經濟復蘇和新一輪全球化增加新的動能。

  中國積極主動的改革開放,加速推進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中國積極推進的對外開放政策符合各方對中日韓自貿區建立的期待。其中,“一帶一路”倡議聚焦互聯互通,深化務實合作,攜手應對各國面臨的經貿投資、地區安全等領域的各種風險挑戰,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這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新思路。

  自2017年以來,日韓兩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從懷疑轉向理解、從被動轉向積極,兩國開始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同中方探討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日本和韓國歷史上曾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一帶一路”倡議的共商共建,將為中日韓三國的經貿合作提供更多發展機遇。一方面,中日韓三國作為多邊主義的積極參與者、維護者、受益者,都希望推動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中國在逆全球化浪潮興起之時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就是想要通過互聯互通使更多的國家加入到全球化浪潮中,促進多邊經濟發展。在這點上,“一帶一路”倡議符合日韓的利益訴求。另一方面,韓國的“新南方政策”和日本的“和平與繁榮之路(計劃)”均可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進行對接,助力中日韓自貿區的快速建成,進一步打通東北亞地區同其他大洲陸地間的交流與共享。“一帶一路”現已成為助力中日韓談判的重要平臺,而中日韓自貿區的建立將進一步促進“一帶一路”成果的轉化,提高沿線國家參與的積極性。

  中國在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基礎上,積極推進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促進亞太區域經貿合作,助力推進中日韓自貿區建設。截止到2019年底,我國已簽署自貿協定17個,正在談判的自貿協定13個,涉及30個以上的國家和地區,充分表明了我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信心和決心。特別是中國東盟自貿區(CAFTA)的成功,不僅使中國與東盟國家的經貿合作日益密切,成為拉動雙邊貿易投資全面增長的重要因素,而且對維護亞太地區供應鏈的穩定發揮重要作用,為亞太區域合作樹立成功榜樣,增強了中日韓三國對合作前景的信心。

  中國重視和東南亞等所有周邊國家甚至是西方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共同營造穩定友好的合作環境。中澳高水平自貿協定,說明中國有信心、也有能力同世界上任何國家和地區開展自貿協定談判;中新自貿協定體現了兩國堅持開展自由和開放貿易、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的承諾。這些自貿協定的達成,展現了中國堅定的對外開放政策,增強了中日韓自貿區建設的信心。中國將會以中日韓自貿協定建立的“點”,串起RCEP自貿協定的“線”,最終再融合匯聚為亞太自貿區的“面”,中國在打造亞太區域自貿規則方面的構想正在逐步成熟。此外,中國與世界各集團與區域之間的合作也會越來越密切,對外開放的力度將越來越大。總的來說,近年來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的堅定決心和切實行動,為推進中日韓自貿區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和機遇,有利于中日韓自貿協定的早日達成,實現三國合作關系的全面升級。

  突破內外障礙是推進中日韓自貿區建設的關鍵

  中日韓三國經濟合作基礎廣博,產業互補性較強,價值鏈融合度較高,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對于進一步凝聚三國合作潛力,促進區域內價值鏈深度融合,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和促進世界經濟增長都具有重要意義。但是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進程并不順利,數經波折,個中原因比較復雜,既有內部問題,也有外部阻力,突破內外障礙是推進中日韓自貿區建設的關鍵。

  求同存異,增進互信,加速推進中日韓自貿區建設。政治互信應該是推動區域合作向更深層次發展、打造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的重要基礎,然而中日韓之間在過去一段時期內一直存在這樣那樣的內部矛盾,既有領土糾紛問題,也有復雜的歷史和經濟問題,政治互信的缺乏成為影響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的一個主要障礙。

  2012年,“釣魚島”事件突發,日本聲稱要“購買”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并實行所謂的“國有化”,導致中日關系急轉直下。安倍晉三執政以后,在地緣政治上對中國實施了更多針對性和包圍性的措施,提出要構建從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浩瀚的“鉆石形狀海域的守護戰略”。2013年5月,日本積極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以強化同美國的同盟關系從而抗衡來自中國的“安全壓力”。日本的這些行動傷害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互信關系,影響了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的進展,導致中日韓首腦峰會和外長會議等常規對話機制中斷三年之久。在此期間,中日兩國經貿關系也受到嚴重影響,雙邊貿易額從2012年開始連續5年下降,其中2015年下降幅度最大;中日雙邊投資從2013年開始連續4年下降。2017年,中國舉辦了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日本的態度開始轉變,中日政治關系開始慢慢轉圜,也帶動了貿易關系的回暖,雙邊貿易額連續兩年上升,2018年終于回到了“釣魚島爭端”前的水平,中國也在2018年超越美國再次成為日本最大的出口對象國。安倍政府對中國展示出較為友好的姿態,表示愿意與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上積極合作,并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與中國進行了友好互助,但隨著安倍晉三的請辭,新首相的上臺,未來兩國關系是否會進一步強化還未可知,日本一直是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的一個不確定因素。中韓關系也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韓國于2016年7月宣布將部署美國薩德導彈防御系統,遭到了中國政府和民眾的強烈反對,在韓國也引起了大規模的抗議游行,此事件導致中韓關系一度陷入緊張狀態。

  日韓關系近年來也不穩定。2005年發生獨島(竹島)領土主權之爭,日本政府將2月22日定為“竹島日”,使得兩國矛盾不斷激化,后又因“慰安婦”問題使韓日關系更陷入深度僵局。2019年,日韓貿易爭端再起,兩國互相將對方從本國貿易“白名單”中移除,韓方甚至還威脅將中止與日本的軍事情報共享協定等。另外,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一些行為也多次傷害中韓兩國人民的信任,如“篡改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等事件,嚴重歪曲了中韓歷史,引發中韓對日不滿。中日韓之間近年來因領土爭端和歷史問題等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導致三國在區域合作中難以建立足夠的政治互信,以致缺乏區域認同感,從而影響三國間的深度經濟交往,是阻礙中日韓自貿區建設的主要因素。

  采取靈活措施,化解規則、主導權和議題設置問題。主導權意味著規則制定的主動權與話語權,所以主導權問題是推進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過程中需要研究解決的首要問題。作為一個新興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積極參與新一輪國際規則的重構與創新,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完善,把推動和引領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作為大國的責任和義務。同時,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中國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動承擔維護地區安全和經濟發展繁榮的責任。隨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不斷提升。對此,日本也在加快調整其外交和對外經濟政策,首先,改變本國的東亞貿易戰略,力圖推進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區域合作,積極推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由此獲得東亞貿易的主導權與規則制定權。其次,在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中,中韓兩國積極倡導以“10+3”為核心的發展體系,而日本卻執意堅持“10+6”的合作框架,其目的是借助多國力量,抵消中韓的影響力,進而掌控東亞經濟合作的主導權和規則制定權。最后,日本試圖將CPTPP的標準和議題直接搬到中日韓自貿區的談判中,甚至以放棄談判相威脅,這樣不僅可以在談判議題的設定上獲得有利于自己的籌碼,而且有利于強化日本在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中的規則制定權。

  日本的戰略目的比較明確,即希望借助自貿協定引領東亞地區秩序,進一步將其自由貿易戰略向全球擴展延伸。而韓國的主導權爭奪表現并不明顯,韓國希望通過中日韓自貿區合作框架來推動東亞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以促進本國經濟貿易發展,并進一步在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提升國際影響力。

  規則和標準也是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面臨的重要問題。中日韓經濟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不同,因此,對于21世紀高標準貿易規則的要求也不相同。中日韓三國產業結構各異,日本具有最高的工業化水平,其產業重心自然在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正處于經濟增長新常態、產業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其產業仍然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韓國的產業結構水平則處于中日兩國之間。因此,在自貿區的談判過程中,三國敏感產業的差異性非常明顯。日本的敏感產業為農業、鋼鐵、能源和造船等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韓國的敏感產業則是農業、能源、服裝和紡織等加工工業,中國的敏感產業則是化工、汽車、電子信息、機械設備及中高端制造業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日本強烈要求大幅度削減工業產品的關稅,這對在高附加值制造業與服務業上處于競爭劣勢的中國而言相較于被動。中國致力于推進農產品的談判,但農業是日本和韓國的高度敏感產業,兩國對中國的農產品設置非常高的關稅,以此來高度保護自身農業發展。由此可見,中日韓貿易結構的差異性,決定了三國對自貿區協定的規則、標準和需求模式的不同,形成了影響中日韓自貿區協定談判的主要因素。

  此外,在其他規則領域,中日韓三國也呈現出不同的態度,存在議題設置的分歧,例如知識產權、環境保護和技術標準等。由于經濟體制以及市場開放程度的不同,三國對上述內容的把握方向和把握程度也有所不同。中國主張建設高標準、高水平自貿區,把知識產權、環境保護和競爭政策等領域的高標準規則作為未來發展方向;而日本則以CPTPP為藍本,推行以所謂“高質量貿易規則”為基礎的自由貿易體系,特別是在國有企業、競爭政策、知識產權等領域,以此形成于己有利、更加嚴苛的規則體系。同時,對于人工智能、能源與環境、生物工程、災難預防等新議題,中日韓三國利益訴求仍然存在分歧,還需要進一步協商。因此,中國推進中日韓自貿區建設亟需采取靈活措施,化解各方分歧,形成統一規則,這也是中國引領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突破口。

  深化改革開放,對標國際規則,引領中日韓自貿區建設。美國的政策趨向是影響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和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主要外部因素。美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的主導者,憑借其經濟和軍事等領域的絕對優勢,在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布局設點,實行所謂的“長臂管轄”,以維持其霸權地位,在東北亞地區也不例外,日本韓國均與美國保持密切關系。特朗普上臺以后,以“美國優先”為主導,對外實行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表面上是拋棄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退出TPP協定,實際上采取的是新的印太戰略,主張“以實力促和平”,推動該區域各國建立更加符合美國利益的貿易關系。

  目前,中日韓三國之間的貿易總額已經超過美日和美韓貿易的總和,在全球范圍內,三國貿易規模已經超過歐盟,僅次于美墨加北美自由貿易區。如果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能夠達成,將會進一步促進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使美國開始擔心對其經濟地位構成潛在的挑戰。中日韓自貿區與東亞地區經濟的一體化還將涉及美元的地位問題,目前整個泛亞太地區是支撐美元流通的重要區域,隨著中日韓自貿區的建成,三國之間的金融關系也將進一步增強,本幣用于貿易結算的比例有可能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會削弱美元的世界霸權地位。

  為防止中日韓自貿區影響到美國在亞洲的地位和戰略布局,美國不會真正支持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最近幾年,美國通過貿易摩擦來牽制中國對外貿易發展,使得中日韓三國間的產業鏈和價值鏈也受到嚴重影響。同時,美國還在《美日安保條約》和《美韓共同防御條約》上大做文章,抓住朝核問題,炒作中俄威脅,不斷在軍事上對日韓施加壓力,增強日韓對美國的安全依賴,影響著日韓兩國在推進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過程中的態度。

  值得重視的還有由美國主導簽署的“美墨加協定”(USMCA)中所謂的“毒丸條款”。該條款規定,美墨加協定成員國若與“非市場經濟國家”展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需要提前3個月通知其他成員國,并至少在協定簽署的30天之前通告并允許其他成員國對其協定進行審查,以評估對USMCA的影響,其他成員國有權終止原來已經生效的美墨加協定,或重新進行談判,形成兩國間新的雙邊協議。[6]此條款被認為是圍堵中國而特別設立的條款,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曾暗示,美墨加協定中的“毒丸條款”只是一個先例,在將來可能作為先決條件加入到美國與其他國家簽署的所有自貿協定中。[7]結合特朗普政府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布局,美國未來有可能在與亞洲其他國家的雙邊自貿協定或包括日韓在內的多邊自貿協定中加入“毒丸條款”,以掌控中國與日本、韓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的經貿合作協定,從而形成全面圍堵中國的世界經濟新格局。可以預見的是,未來隨著中日韓合作的不斷深入,美國的干預力度也會越來越大,如何規避和化解美國的干預,是推進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合作引領新一輪經濟全球化需要考慮的重點問題。

  除了以美國為主導的USMCA協定對世界經濟貿易格局產生重要影響之外,以日本為主導的CPTPP也將對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推進造成一定的壓力。一方面,CPTPP規則體現了全球價值鏈時代發展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經貿規則重構和創新的趨勢;另一方面,CPTPP仍然推動國際經貿規則繼續朝著有利于發達國家的方向演進,進一步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然而,對于中日韓自貿區建設來說,無論是美國的干預,還是超區域貿易協定的影響,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中國深化改革開放,對標高標準國際規則,積極引領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就可以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

  后疫情時代為加快中日韓自貿區建設注入新的動力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給國際社會帶來嚴峻挑戰的同時,也推動了東北亞區域經濟的融合,后疫情時代為加快中日韓自貿區建設注入新的動力。

  前期談判取得階段性成果,為達成中日韓自貿協定奠定良好基礎。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從2002年起步以來,歷經18年的努力和16輪的正式談判,雖然尚未達成最后協定,但在許多領域都取得了積極進展。簡要回顧這段歷程,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可以分為探索、初期和加速三個階段。

  從2002年到2012年是中日韓自貿區建設的探索階段。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早有共識,在2002年峰會上就正式提出建設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倡議,拉開了中日韓自貿區建設的序幕。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世界經濟受到重創,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也受到影響。2003~2009年期間,三國相關的研究機構對建立中日韓自貿區的可行性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并得出積極結論,認為建立三國自貿區可以消除貿易壁壘,擴大區域市場,推動三國經濟融合,實現三國互利共贏。[8]隨后于2010年11月20日,中日韓三國經貿部長在柬埔寨金邊召開會議,確定在2013年初啟動自貿區的正式談判。[9]在探索階段,中日韓三國歷經十年的深入調研和充分交流,在建設自貿區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上達成廣泛共識,為自貿區建設具體議題的談判奠定扎實的基礎。

  從2013年到2017年是自貿區談判的初期階段。2013年3月,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正式啟動,首先對自貿區的機制安排、主要談判領域和談判方式等問題進行充分交流,達成廣泛共識。在第2輪至第5輪的談判中,主要議題討論進展順利,自貿區談判逐漸深入。但是在2014年11月的第6輪談判中,日本單方面以“自由化的水平太低”為由,拒絕了中韓兩國的提案,談判陷入停頓。直到2016年10月的中日韓經貿部長會議,三方才重回互信,承諾要加快談判進度。在2017年1月的第11輪談判和2017年4月的第12輪談判中,中日韓三方圍繞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合作等議題為中心,一致同意為提升三國貿易投資水平潛力,促進區域價值鏈融合和尋求中日韓自貿區的獨特價值積極努力。

  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從2018年開始進入加速階段。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國積極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10]同時更加注重周邊關系,積極引領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爭取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更大貢獻。在2018年3月的第13輪自貿區談判中,三方一致認為盡快完成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符合三方共同利益,希望盡早達成一份全面、高水平、互惠、具有獨特價值的自貿協定。在2018年11月中國首屆國際進口博覽會的開幕式上,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主旨演講,特別提出要加快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進程。在2018年12月的第14輪談判會議上,三方一致同意要按照三國領導人的共識,加快推進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就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等議題展開實質性磋商。2019年4月,第15輪談判在日本舉行,期間三方舉行了首席談判代表會議、司局級磋商和13個具體議題的分組會議,一致同意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已經取得共識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水平,納入高標準規則,打造“RCEP+”的中日韓自貿協定。2019年11月,第16輪談判在韓國召開,在三方先期舉行的司局級磋商,以及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競爭、電子商務、知識產權、政府采購和原產地規則等11個工作組會議的基礎上,本輪談判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和規則等重要議題上取得積極進展。2019年12月,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我國四川成都召開,會議發布了《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通過“中日韓+X”早期收獲項目清單等成果文件,并同意加速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早日建成更高標準的自貿區,實現更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后疫情時代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進入沖刺階段。2020年5月24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會上,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日韓三國團結協作聯合抗疫,為全球樹立了樣板,接下來應在繼續嚴格防控疫情的同時,盡快恢復經濟發展,重點是著眼于“后疫情時代”的合作。他明確提出要加快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力爭年內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深化經濟融合,重振東亞經濟活力,為促進地區與世界發展貢獻更多的東方智慧和力量。[11]新冠肺炎疫情強化了地緣經濟和產業鏈的特殊性,讓世界各國進一步了解中國,感受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正價值和內涵,后疫情時代,將迎來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的沖刺階段。

  疫情強化了地緣經濟,推動了周邊價值鏈和產業鏈的融合。經濟全球化暢通期間,資源和生產要素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動,促進了國外投資增長,帶動跨國公司發展,有條件的國家都可以嵌入到全球價值鏈的不同位置上。但是疫情爆發以后,世界各國紛紛采取措施實行隔離,工廠停工、交通停運,全球供應鏈失聯,周邊區域經濟合作和產業鏈的作用凸顯。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聞采訪時聲稱,“新冠肺炎疫情告訴美國,依賴外國供應鏈是非常危險的”,并要把所有的生產供應鏈、全球價值鏈搬回美國,要保證美國需要的商品必須由美國來生產。歐盟也不例外,專門設立總額為7500億歐元的“恢復基金”,主要用于支持成員國進行投資和改革,刺激私人投資重啟歐盟經濟,共同應對疫情帶來的經濟沖擊。[12]可以預見,在后疫情時代,生產基地與消費市場的空間距離將成為影響全球經濟產業布局的重要因素,距離越近,越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規避意外風險,以及保護其產業鏈、供應鏈的脆弱性。

  中日韓攜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取得成效,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再上新臺階。2020年疫情期間,中韓兩國攜手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經濟困局,通過搭建“中韓快捷通道”,修復了兩國受損的產業鏈和供應鏈。中韓快捷通道讓商務、技術等人員能夠順利往來,還有兩國間物流的恢復,保證了地區產業鏈、供應鏈、物流鏈的順暢運行,使得兩國產業鏈能夠盡快恢復運轉。在三國疫情防控取得有效成果的基礎上,中日韓三國產業分工合作的現實情況使得中韓快捷通道的舉措有延伸至中日韓三國合作的可能性,后續有望帶動中日快捷通道、日韓快捷通道建設。而中日韓三國快捷通道的搭建對確保東亞地區產業鏈、供應鏈、物流鏈的穩定有重要的助推作用[13],也將為加快中日韓自貿區建設提供重要的基礎和契機。

  在中日韓自貿區推進的過程中,三國的供應鏈體系、生產網絡體系將變得更加緊密,中國也能更加發揮全球三大產業價值鏈中心之一的樞紐作用,使中日韓區域價值鏈在全球價值鏈中發揮引領作用,成為東亞、亞太乃至全球價值鏈的穩定器。

  中日韓防控疫情的合作和雙邊快速通道的建立,有利于在經濟大循環中建立中日韓小循環,推動三國新一輪經濟發展,助力中日韓自貿區建設。推動中日韓自貿區的建設除了能加速價值鏈產業鏈的優化,還能提升三方的開放程度,去除有形、無形的貿易投資壁壘,大大提升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程度,降低貿易投資成本;每個經濟體都會額外地獲得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從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助力三國經濟發展。中日韓自貿區建設,不僅可以為促進地區經濟復蘇提供重要動力,也能夠通過促進區域間的貿易、服務和投資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復蘇,共同推進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加快建設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共同推進新一輪經濟全球化

  后疫情時代將為建設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注入新動力,三國要把握機遇,創新合作,突破內外障礙,加速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設,共同推進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發展,為促進區域和世界經濟增長作出更大貢獻。

  創新合作模式,加快中日韓自貿區建設。第一,深入開展“中日韓+X”創新合作模式,增強三國合作協同水平。“中日韓+X”合作框架起源于中國在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提出的“第三方市場合作”理念。第三方市場合作指的是中國愿意同有關發達國家在資金、技術或者工程建設等方面進行優勢互補,在第三方市場開展經濟合作,從而共同推動第三國經濟社會發展、基礎設施改善和生活水平提升,實現1+1+1>3的互利共贏效果。在2018年的第七屆中日韓首腦峰會上,中國率先提出了“中日韓+X”概念,成為開啟中日韓第三個十年合作的一大突破和創新。亞洲地區長期堅持“10+1”、“10+3”和“10+6”等合作模式,主要以東盟十國為主導,由于東盟經濟總量在亞洲合作體系中所占的比重比較低,在引領共同發展上受到了自身能力的限制。中日韓三國的發展走在亞洲前列,經濟總量超過該體系的80%,因此,未來可以集聚三方優勢,通過“中日韓+X”模式,在產能合作、災害管理、節能環保等領域實施聯合項目,發揮三方在資金、技術、裝備和工程建設等方面的優勢,共同開拓第四方甚至多方市場,帶動和促進本地區實現更快更好發展。

  “中日韓+X”概念提出以來,中方先后起草并發布了《“中日韓+X”合作概念文件》及《“中日韓+X”合作早期收獲項目清單》,包括“中日韓+蒙古國”沙塵暴防治?“中日韓+東盟國家”減災技術能力建設等。[14]然而,“中日韓+X”模式尚處于起步階段,在具體經濟社會發展領域仍缺乏具體的合作項目和成果。三國未來需要進一步強化政策溝通,不斷深入開展“中日韓+X”創新合作模式,增強三國在不同領域的合作協同水平,為中日韓自貿區的談判積累更多的成果。首先,應進一步研究借鑒既有的“第三方合作”模式,找準三國經濟利益的共同點,推動三國企業在亞洲乃至世界的務實合作。有關資料顯示,日韓兩國之間的第三方合作在企業層面已開展多年,多集中于大型企業的產業鏈架構;中日第三方合作方興未艾,擬定的重點在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中韓第三方合作則相對滯后,在尋求第三方合作伙伴時,中方往往更青睞日企而非韓企。[15]因此,中日韓三國需要進一步加強溝通,聯合制定針對性的政策措施,增強三國在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供應鏈和價值鏈構建等領域的合作動力,從而將現有的兩國第三方合作模式擴展為三國協同發展模式,實現互利多贏。其次,加快擴充和推進落實“中日韓+X”框架下的合作項目,打造亞洲高水平合作樣本。三國可聯合設立相關研究項目,集中研究力量為“中日韓+X”合作項目集思廣益,同時加強企業、學界和智庫之間的民間交流,為“中日韓+X”合作的深化開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民意基礎。再次,聯合第四國或相關經濟聯盟及國際組織共同舉辦“中日韓+X”高水平經濟發展論壇,在對接各國需求和資源優勢,強化互利合作的同時,營造更積極熱烈的輿論氛圍。最后,力爭在數年內盡快簽署一個正式的“中日韓+X”合作協定或宣言,制定出在建的以及規劃中的具體合作項目和進度情況,并借助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平臺對外正式公布。

  第二,制定東亞經濟共同體藍圖,助推中日韓自貿區協定落地。在中日韓合作步入第三個十年之際,中國應結合當前國際形勢,創新思路,引領中日韓制定東亞經濟共同體藍圖,助推中日韓自貿區協定落地。東亞經濟共同體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為核心,全面提升東亞國家的緊密度和整體合作水平,共同形成應對美國新亞太政策的制衡體系,在增強亞洲國家政策自主性的同時,全面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重振世界經濟多邊體制。中日韓三國作為該體系中的主要經濟體,應在推進各方的區域貿易和經濟合作的同時,爭取實現更多的溝通與協調。特別是要在《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的合作框架下,首先聯合東盟和其他成員國家盡快達成RCEP協定,為東亞經濟共同體提供堅實的合作基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升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的水平,探索更先進、更符合三國利益的規則體系,率先把中日韓三國打造為亞太地區的經濟命運共同體,繼而帶動其他領域的全方位合作,共同維護區域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為了減少區域內部的沖突和矛盾,應進一步強化三國在經濟、外交和文化等領域的全方位合作,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融入到區域合作的各個方面,爭取韓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此外,從全球治理的方面來看,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對全人類的健康和世界經濟發展都形成了嚴峻的挑戰,中日韓三國在疫情聯防聯控領域的緊密合作,為后疫情時代三國強化合作構建中日韓自貿區、振興世界經濟創造了良好的基礎。將來中日韓也可以把國際公共衛生領域作為突破口,探索深化三國在全球環境和安全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聯合東亞其他國家共同參與,進而擴展至以經濟合作伙伴關系為核心的全方位談判,共同促進東亞共同體的形成,為新一輪全球化提供新的強大的驅動力。

  第三,拓寬中日韓地方經濟試點建設,為自貿區提供更多成功樣板。中韓自貿協定已經生效多年,其中創新性地引入了地方經濟合作條款,將中國威海市和韓國仁川自由經濟區作為地方經濟合作的典范,發揮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導作用。山東省威海市搶抓中韓兩國地方經濟合作的先機,已經取得巨大成功,被譽為“韓貨交易的橋頭堡”。早在上世紀90年代,威海與仁川就開通了中韓首條海上航線。經過30多年的發展,威海已經成為中國對韓經貿往來最密切、交流最頻繁的城市。中韓自貿協定對于促進中韓兩國相關產業,如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金融業等產業的合作和發展,助力中韓兩國整體經濟的穩定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日韓自貿區可以研究借鑒中韓自貿區的創新優勢,將推進中日韓雙多邊全方位的地方合作作為一個重點。首先,由于中日韓三國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和交流,受到國家之間政治傾向變動的影響較小,也能夠切實惠及地方居民和增加城市間的互利互惠,基于此,可以進一步加強中日韓三國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和交流。如依據重點發展產業的不同,從各個地區的需求和特點出發,推動在農業、制造業、科技創新等廣泛領域的合作互利,共同發展。其次,據不完全統計,中韓、中日和日韓之間共有600多對友好城市,但是友好城市之間的合作水平普遍不高,合作深度發展空間較大,三邊合作城市數量較少。韓國釜山和日本福岡開展了近14年的市長會議機制值得三國借鑒,中國上海、廣州、深圳等合適的城市也可以加入其中,定期舉辦三方的市長會議。再次,現在的產業園區合作基本上是固定區域的園區合作,若是中日韓三國的產業合作能夠以城市或者省級為單位,產業園區合作機制效果會更好。近年來韓國與中國東三省的雙方合作意愿較強,因此,重視合作需求,加強東三省與韓兩地間的經貿合作也逐漸變得可能。最后,由于山東毗鄰日韓,與日韓間產業協作緊密,貿易往來頻繁,憑借良好的區位優勢和經濟合作基礎,在建設中日韓自貿區中具有一定的優勢,可以在山東半島建設中日韓地方經濟合作示范區,并積極考慮在日韓選擇適當的合作區域,建立三國產業合作園區。

  統籌運用國際國內規則,積極引領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第一,注重規則性制度性建設,引領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是我國參與的經濟體量最大、占我國外貿比重最高的自貿區談判之一,也是我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平臺之一。中國在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中,可以堅持積極開放、互利共贏的原則,注重規則性制度性建設,主導引領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

  中日韓自貿區的談判是在RCEP協定的基礎上,中日韓三國謀求更高開放程度的一次嘗試和合作。中國要通過規則性制度性建設來引領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引領議題的設置、標準的制定和規則的創新。一方面,積極推動RCEP談判,把握好RCEP協定和中日韓自貿區協定的關系,在區域合作規則的基礎上,靈活借鑒公平高效的國際制度,積極推動中日韓自貿區議題和規則的談判;另一方面,要重視規則運用和制度建設,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統籌國際國內規則,在強化國內規則、完善國內制度的同時,利用現有的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去化解中日韓內部矛盾。

  第二,兼顧國內國際利益,靈活處置敏感議題,加速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在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設過程中,我國可以研究借鑒CPTPP、美墨加協定的部分規則和安排,兼顧各方利益,靈活處理敏感議題。以主導權問題為例,三方應該淡然處之,著眼于中日韓自貿區總體利益的提升和總體福利的提高。對于短期內難以解決的問題如部分領土爭端等歷史遺留問題,應該本著互利共贏的原則,重在管控分歧。長期做法是加強民間交流,增強國民之間的相互認同。在敏感產業保護和敏感產品進出口方面,堅持平等互惠原則,實現保護與開放的平衡發展。

  標準和規則與發展階段相關,在對待標準和規則的問題上,中國也應該采取相對靈活的態度。一方面,要求日本韓國客觀對待三國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存在的現實差距,適當考慮中國發展較為落后的實際,給予一定程度的讓步,可以要求在自由貿易協定中加入差別待遇和能力建設等發展議題;另一方面,中國也要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正確看待自由貿易區高標準問題,將外部壓力轉變為內部發展動力,穩步推進改革完善,強化知識產權和專利的保護,鼓勵企業創新和科技研發,發展高端制造業來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從根本上解決中日韓產業上的競爭問題。

  第三,統籌國際國內規則,為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貢獻中國智慧。我國要客觀全面地評價現行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的作用,重視國內規則與國際規則、區域規則與全球規則之間的良性互動。加快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設,是我國積極參與制定國際規則、爭取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權力的重要平臺。中國在推進中日韓自貿區戰略的進程中,不僅需要調整和完善國內規則,而且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重構與創新。在推進中日韓自貿協定的談判過程中,既有注重協調和引進國際規則,也要注重將國內規則上升為國際規則,以構建和維護有利于我國發展的國際經濟環境。[16]

  從帶動周邊到引領世界,共同推進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第一,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統籌自貿區建設與“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一帶一路”倡議是我國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重大創新,得到了國際社會的積極響應。7年來已同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開展合作項目2000多項,成就舉世矚目。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日韓已經越來越重視與中國的合作。2019年,日本參加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以后,明確指出“一帶一路”倡議為日中兩國經貿合作提供了重要機遇,愿同中國進行合作。韓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立場,也經歷了從觀望、懷疑到支持,現在是越來越積極。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推動三國合作,加快中日韓自貿區的推進,是維護東北亞地區共同利益、實現三國共贏的必然選擇。一方面,“一帶一路”倡議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和廣闊合作平臺,已經成為推進中日韓自貿區進一步談判落實的重要助力;另一方面,作為同處“一帶一路”最活躍的東端起點的重要經濟體,中日韓三國合作將為高質量落實“一帶一路”倡議作出重要貢獻。

  統籌自貿區建設,落實“一帶一路”倡議,是實現三國從共商共建共享走向共贏的必然選擇。借助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平臺有助于加速中日韓自貿區建設,為中日韓合作注入新的內涵和活力,有利于推進亞洲一體化目標的早日實現;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將進一步提升“一帶一路”倡議合作的效益,擴大“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力。首先,以“一帶一路”倡議為平臺,通過有效協商來協調解決三國自貿協定有關議題設置、標準規則和貿易投資關切問題,加快自貿協定談判更加深入有效的推進。其次,在自貿區協定談判過程中,可將“一帶一路”倡議合作下區域貿易整合的成果轉化為規則化約束,力爭達成全面、高水平、互惠且具有自身價值的自貿協定。總之,通過三國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助力三國疫情后經濟復蘇與產業鏈循環,充分發揮“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復蘇之路和增長之路作用,增進三國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實現自貿區談判早日落地。

  第二,同步推進RCEP與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帶動亞洲各國共同發展。2019年11月,東盟成員國和澳大利亞、中國、印度、日本、韓國和新西蘭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在泰國曼谷召開第三次RCEP領導人會議,并發表聯合聲明。聲明指出,RCEP協定文本全部20個章節的文本談判以及實質上所有的市場準入問題的談判已經完成,并將啟動法律文本的審核工作,以便在2020年簽署協定。[17]2020年5月,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以后的記者招待會上,李克強總理再次強調今年要如期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并積極推進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在經濟大循環中建立中日韓小循環。[18]建設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參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是我國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積極推動貿易自由化發展的兩項重要工作,可以統籌推進,相互借鑒、相得益彰。其一,通過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加深了解,增進共識,合作解決RCEP面臨的問題,推進RCEP談判進程。其二,發揮RCEP的探路作用,研究借鑒,推動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建立一個更加“全面、高質量、互惠”的自由貿易區。當前中日韓三國對RCEP的重視程度均高于自貿區談判,RCEP很有可能先于三國自貿協定落地,然后在RCEP協定文本的基礎上修改完善自貿協定。但是仍有不確定的因素,2019年11月29日,日本發表公開聲明,如果沒有印度的參加,日本不會考慮簽署RCEP。此舉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日本爭取RCEP主導權的決心,也有可能影響RCEP的成功,中日兩國應該借助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的接觸機會,增加友好交流,提高政治互信,共同化解阻礙RCEP發展進程中的不利因素。其三,在同步推進RCEP和中日韓自貿協定的基礎上,中日韓三國要努力建構更加長遠的目標,共同構建亞洲全面合作網絡,帶動亞洲各國共同發展。RCEP協定、中日韓自貿協定、“一帶一路”倡議、韓國的“新南方政策”以及日本的“太平洋經濟共同體設想”,在加強自由貿易和區域共同發展的理念上都是一致的,應該統籌對接亞洲各國合作倡議和機制,發揮網絡疊加效應,實現亞洲各國的共同發展,進一步發揮亞洲在世界經濟中的引領作用。

  第三,推動東亞地區實現更高水平的融合,共同推進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發展。當今世界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思潮的發酵放緩了全球經濟發展步伐。自2008年中日韓三國領導人簽署《三國伙伴關系聯合聲明》以來,三國越來越意識到,不斷加強多層面多領域的合作,推動東亞地區實現更高水平融合,不僅是維護東亞地區經濟秩序和安全利益的需要,而且也是維護世界經濟增長與和平發展的需要。在2019年8月召開的第九次中日韓外長會議上,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表示,中日韓合作20年來,不僅促進了三國各自的發展,也為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中日韓三國要把握好合作方向,推動中日韓合作始終沿著正確軌道向前發展,使三國合作成為東北亞繁榮穩定的基石、東亞共同體建設的依托、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19]

  在當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大背景下,中日韓三國可以將面向全球的東亞經濟伙伴關系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第一步,共同努力,推進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目前,首先是加強三國防疫合作,構建東亞防疫共同體,在穩定疫情防控的基礎上,打通經貿循環之路,為全球抗疫和經濟復蘇提供合作樣板。在條件容許的情況下,中日韓三國可以在《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合作框架的指導下,研究制定東亞經濟共同體藍圖,并將建立東亞經濟共同體的廣泛共識確定為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間協定,全面提升東亞國家合作的緊密度和整體水平。從長遠合作來看,中日韓三國可以研究制定合作推進新一輪全球經濟化發展的規劃與安排。中日韓三國經濟總量與美國、歐洲已經旗鼓相當,但目前中日韓在國際經貿規則重構和創新的貢獻,與三國具有的力量不相匹配,在全球多邊貿易體制面臨多重挑戰的歷史時刻,中日韓三國不能僅僅滿足于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與RCEP等三邊和區域性的合作,而應該共同研究,提出有利于理順國際經貿秩序,推進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促進世界經濟增長與和平發展的中長期總體方案。

  結語

  中日韓作為亞洲地區重要國家和世界主要經濟體,文化交往源遠流長,經濟合作基礎深厚,共同利益不斷擴大,已經初步形成事實上的經濟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建設中日韓自貿區,對于進一步凝聚三國合作潛力,促進區域內價值鏈深度融合,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和促進世界經濟增長都具有重要意義。自貿區談判啟動以來,三國同舟共濟、共克時艱,已經進行談判16輪,雖然尚未達成最后文本,但是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等方面都取得豐碩成果,為最終達成中日韓自貿協定奠定了基礎。2019年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共同發布《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為三國未來的合作發展確定基本方向。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給國際社會帶來嚴峻挑戰的同時,也進一步推動了東北亞區域經濟的融合,后疫情時代為加快中日韓自貿區建設注入新的動力。相信風雨過后,中日韓三國將再次攜手同行,創新合作模式,突破內外障礙,強化規則制度建設,加快完成自貿協定談判,共同推進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為促進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制變革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批準號:20AZD103)

  注釋

  [1]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研究院:《國別貿易報告》,國別報告網,2020年4月23日,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qikan110209.asp?id=11947。

  [2]高燕:《攜手開啟新時代中日韓經貿合作新征程》,《人民論壇》,2020年第3期。

  [3]《習主席宣布的中國對外開放五大舉措,這樣一一落地》,新華社,2020年6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06/28/c_1210680544.htm。

  [4]《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全文),新華網,2019年12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2/24/c_1125383968.htm。

  [5]劉向東:《推動中日韓經貿合作高水平發展》,《中國國情國力》,2019年第5期。

  [6]USMCA, Exceptions and General Provisions, Article 32.10: Non-Market Country FTA,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greements/FTA/USMCA/Text/32_Exceptions_and_General_Provisions.pdf.

  [7]"US Mulls 'Poison Pill' to Counter China in Future Trade Deals - Wilbur Ross", Sputnik International, October 28, 2018, https://sputniknews.com/us/201810061068657796-usmca-poison-pill-ross/.

  [8]《中日韓三國舉行自貿區聯合研究首輪會議》,中新網,2014年11月,https://finance.huanqiu.com/article/9CaKrnJnnRm。

  [9]《中日韓三國經貿部長舉行會晤啟動三國自貿區談判》,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12年11月20日,http://www.gov.cn/gzdt/2012-11/20/content_2271477.htm。

  [10]趙龍躍:《統籌國際國內規則:新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70年》,《太平洋學報》,2019年第10期,第47~62頁。

  [11]《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就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系回答中外記者提問》,外交部網站,2020年5月24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yjh_673099/t1782257.shtml。

  [12]《歐盟國家多措并舉提振經濟(國際視點)》,《人民日報》,2020年6月10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06/10/nw.D110000renmrb_20200610_1-16.htm。

  [13]潘瑩琪:《后疫情時代的中日韓三邊合作與全球治理》,察哈爾學會,2020年6月7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8782822652533885&wfr=spider&for=pc。

  [14]新華社:《“中日韓+X”合作早期收獲項目》,中國政府網,2019年12月25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12/25/content_5463953.htm。

  [15]張暮輝:《峰回路轉的中日韓關系:協力打造共贏的亞洲區域合作體系》,《東北亞學刊》,2020年第2期。

  [16]趙龍躍:《全球價值鏈時代如何更好統籌國際國內規則——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戰略路徑分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7年7月上。

  [17]《〈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第三次領導人會議聯合聲明》,中國政府網,2019年11月5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11/05/content_5448800.htm。

  [18]《李克強總理出席記者會并回答中外記者提問》,中國政府網,2020年5月29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05/29/content_5515798.htm#1。

  [19]外交部:《第九次中日韓外長會在京舉行》,外交部網站,2019年8月21日,https://m.gmw.cn/2019-08/21/content_1300604732.htm?source=sohu。

《以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設助力推進新一輪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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