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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時期新興經濟體經濟金融風險與防范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金融論文發布時間:2020-10-31 09:11:09瀏覽:1

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大流行對全球經濟金融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新興經濟體在國內外雙重壓力之下更是面臨諸多新的挑戰。后疫情時期,為防范經濟衰退、“雙赤字”惡化、金融市場動蕩以及債務危機等風險,新興經濟體迫切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同時應以更大力度積極推進自身經濟金融的結構性改革。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大流行對全球經濟金融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新興經濟體在國內外雙重壓力之下更是面臨諸多新的挑戰。后疫情時期,為防范經濟衰退、“雙赤字”惡化、金融市場動蕩以及債務危機等風險,新興經濟體迫切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同時應以更大力度積極推進自身經濟金融的結構性改革。

  【關鍵詞】后疫情時期;新興經濟體; 金融風險

  【中圖分類號】F8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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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疫情對新興經濟體經濟金融影響巨大

  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仍呈現傳播趨勢,對全球經濟產生深遠影響。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截至北京時間8月31日20時14分,新冠肺炎疫情已影響215個國家和地區,全球確診病例2511萬例,累計死亡84萬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今年6月最新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預測,全球GDP在2020年將下降4.9%,未來兩年內的經濟損失將達到12萬億美元,這是自上世紀大蕭條以來IMF對全球經濟增長做出的最悲觀的預測。IMF亦大幅下調了其對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的預測,認為新興經濟體GDP增長率在2020年將下降3.0%。

  相較于發達經濟體,眾多新興經濟體經濟基礎較弱,外債水平較高,貨幣貶值壓力大,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沖擊時更顯脆弱。持續疫情不僅沖擊這些國家的醫療體系、工業發展、消費和出口,而且會加劇其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壓力。應該說,國內外雙重壓力影響著新興經濟體的經濟金融發展前景。

  (一)主要表現

  1.新興市場疫情加劇,多國經濟增速下滑

  當前,新興市場屬于疫情的重災區。巴西、印度和俄羅斯確診病例分別位列全球第二、第三和第四,秘魯、南非、墨西哥等國疫情加劇。新興市場國家衛生體系和經濟基礎相對薄弱,疫情大規模暴發后,伴隨著全球經濟下行和外部需求下降,新興經濟體出現了明顯的經濟增速下降,部分國家甚至開始進入實質性衰退(圖1)。巴西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0.3%,預計全年GDP增速下降9.1%;印度一季度GDP增速3.1%,預計全年下降4.5%;俄羅斯一季度GDP增速1.6%,預計全年下降6.6%。各國失業率顯著上升,巴西2020年二季度失業率達到13.3%,南非2020年一季度失業率為30.1%,均創歷史新高。貧困率近年來首次上升,世界銀行預計2020年全球人均收入減少3.6%,發展中國家多達1億人將陷入極端貧困。

  2.金融系統動蕩加大,資本外流不容忽視

  疫情引起的恐慌,在金融市場表現迅速而顯著。一季度疫情在全球蔓延后,投資者避險情緒高漲,資產價格急劇下跌,股市流動性緊張甚至出現熔斷,高收益債券、杠桿貸款利差大幅上升,債券發行基本停滯。據《經濟學人》智庫(EIU)報告,自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危機開始以來,3月中下旬投資者已從新興市場撤出830億美元的投資,是有記錄以來新興市場最大規模的資本外流,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3月末由于全球主要央行及政府采取激進的逆周期寬松政策,投資者風險偏好回升,重新投入風險資產,流動性危機緩解,市場止跌回升。國際金融協會(IIF)數據顯示,6月份流入新興市場的投資組合資金從5月份的35億美元增至321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入債市。目前看,盡管資本外流情況有所緩解,但資本凈流出新興經濟體的趨勢并未完全改變。

  3.經濟脆弱程度加深,部分國家陷入債務困境

  當前疫情發展和世界經濟復蘇前景面臨高度不確定性,國際貿易和投資陷入低迷。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預測2020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貿易環比下滑5%,二季度環比再跌27%;全年FDI流量預計降至1萬億美元以下,比2019年下降40%。在外需不振、資本流出的大背景下,新興市場經濟脆弱性逐漸暴露,債務風險進一步上升。部分新興經濟體的貨幣貶值嚴重,巴西雷亞爾、南非蘭特、墨西哥比索、俄羅斯盧布2020年上半年分別貶值36.5%、24.2%、22.4%和13.0%。阿根廷比索波動更為明顯,自2019年7月起一年內貶值幅度超過67%,同時外匯儲備從590億美元減至370億美元。在疫情沖擊、美元升值、外債集中到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部分新興經濟體的債務負擔已“雪上加霜”。當前,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國際金融協會(IIF)等機構均對2020年的全球經濟衰退和債務風險發出預警,今年上半年評級機構惠譽下調了30余個國家的主權評級,其中包括印度、巴西、南非、羅馬尼亞、尼日利亞等新興經濟體國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 斯蒂格利茨也警告稱,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令諸多新興市場國家陷入債務危機,從而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從現實情況看,以阿根廷為例,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經濟沖擊使該國陷入債務困境。2020年8月,阿根廷政府與國際債權人談判,達成約650億美元外債的重組協議,以解決該國20年來的第三次主權債務違約。同時,阿根廷請求與IMF就新的資金援助計劃展開討論。印度、巴西、俄羅斯等國債務風險亦在不斷上升。

  (二)原因分析

  新興經濟體出現以上問題,是內外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1.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

 

  新冠肺炎疫情這一全球公共衛生事件為世界經濟踩下“急剎車”,阻礙了經濟復蘇的步伐。新興經濟體公共衛生體系通常相對薄弱,醫療技術較落后且缺乏應對經驗,成功控制住疫情需要舉全國之力并在財政貨幣政策上做出讓步。若未發生疫情,新興經濟體2020年整體很可能繼續保持增長,然而前所未有的疫情給經濟發展帶來重創。從供給側看,一些產業鏈、供應鏈遭受巨大損失。部分國家為控制疫情擴散采取了停產停工、封鎖城鎮、關閉邊境等嚴格封鎖措施,這些限制造成勞動力待業、生產停滯及物流受阻甚至產業鏈斷裂。其中,高度依賴全球價值鏈的產業受損最大,如汽車、光電子、航空等。從需求側看,宏觀上,國際貿易和投資減弱,消費受抑制,外需極大萎縮;微觀上,效益不好的企業大幅裁員,居民收入下降導致對經濟的預期悲觀,削弱了近期的消費需求。疫情的發生同時降低了經濟的供給和需求,商品和服務的產量短期內大幅減少,經濟由此步入衰退。

  2.發達經濟體政策外溢

  新興經濟體容易受到發達經濟體政策外溢影響,經濟金融波動往往與美元匯率周期、全球主要央行貨幣政策走勢、地緣政治等因素密切相關。匯率方面,美元強弱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新興市場的經濟起伏,例如,2000年前后、2008年金融危機后、2011年至2017年以及2018年美元的四次走強,均伴隨著新興市場經濟金融的衰退和動蕩;反之,美元弱勢期間新興經濟體增速反彈或高位企穩。2020年初美元指數大幅上升引發新興經濟體貨幣貶值,導致這些國家以美元計價的債務規模膨脹,償債負擔增加(2020年3月份主要新興經濟體貨幣平均貶值15%,相應導致其債務占GDP比重增加8%以上)。貨幣政策方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主要發達經濟體相繼采取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全球流動性過剩,巨額資金為追求高收益涌入新興市場,激活了新興經濟體的投資和生產,推動經濟及社會高速發展。近幾年全球經濟逐漸復蘇,主要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偏向正常化,重啟加息并推動稅改,全球流動性緊縮加劇新興經濟體貨幣貶值壓力,促使跨境資本逃離新興市場。2020年在全球主要央行采取超常規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背景下,新興經濟體再次暴露在全球金融市場動蕩的持續影響之下。地緣政治方面,逆全球化趨勢帶來的經貿摩擦、發達國家大選的政治不確定性等,也為新興市場經濟增長帶來不穩定因素。2020年以來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發達經濟體紛紛采取以鄰為壑的產業政策,給新興經濟體的經濟金融發展帶來巨大不利影響。

  3.自身經濟結構性問題

  過去十余年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不可小覷,貢獻了全球約50%的經濟增長,成為帶動全球經濟復蘇的引擎。但因自身經濟結構失衡愈加明顯,新興經濟體近幾年發展速度有所放緩。

  一方面,新興經濟體以中低端制造業為主,產業升級是目前面臨的較大挑戰。在全球制造業體系中,發達國家主導前沿科技創新和高端制造,而新興國家集中在中低端制造領域,通過要素成本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承接發達國家外包任務以實現經濟總量的增長。然而伴隨著新一輪技術革命,全球制造業格局面臨重大調整。主要發達國家制定“再工業化”的經濟振興戰略,推動中高端制造業回流,并加強全球產業布局調整,力圖保持世界制造業領先地位。同時,一些發展中國家利用低成本競爭優勢,積極吸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低附加值環節轉移,爭奪中低端制造業留駐。實現產業升級轉型是最好的應對方式,但是一些新興經濟體整體創新水平低,缺乏對精密儀器、高科技產品等的研發投入能力,產業升級難度較大。

  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以生產型和資源型為主,部分國家的經濟增長嚴重依賴大宗商品出口,原油價格暴跌致使其經濟受累。根據UNCTAD定義,若一國出口總量的60%以上是大宗商品,即被認為是大宗商品出口依賴國家。全球有2/3的發展中國家屬于大宗商品出口依賴國家。新興經濟體中巴西和俄羅斯的大宗商品在出口金額中占比高達70%。脆弱的產業結構使新興經濟體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變差,易受價格波動的負面影響。2013年至2017年間,大宗商品平均價格水平遠低于2008年至2012年的峰值水平,這導致依賴大宗商品的國家經濟增長放緩。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國際市場需求疲軟,大宗商品價格普遍下跌,原油、天然氣、銅、煤炭等進口價格分別下降21.2%、14.7%、6.3%和4.7%,使過度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國家遭受進一步的經濟打擊。

  二、未來新興經濟體面臨的主要風險

  (一)經濟衰退風險

  自1950年以來,全球經濟大約每十年就會經歷一次全球性衰退,衰退期的共同特征是全球貿易、工業生產、資本流動、居民就業和能源消費高度同步低迷。它們由不同類型沖擊觸發,但都伴隨著金融危機的來臨。1975年的全球經濟衰退源于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運對全球石油價格造成的沖擊,石油價格居高不下導致許多國家通貨膨脹大幅上升,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反彈的同時也開啟了滯漲時代。1982年的全球經濟衰退由第二次石油價格沖擊、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收緊以及拉丁美洲的債務危機引發。緊縮性貨幣政策引起全球利率上升和大宗商品價格崩潰,若干拉丁美洲國家難以償還債務,引爆債務危機。1991年的全球經濟衰退由海灣戰爭、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加劇和油價急劇上漲等一系列沖擊共同造成,導致美國出現信貸危機、歐盟匯率機制出現問題、日本資產泡沫破裂。2009年全球經濟衰退由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并迅速蔓延至其他國家,導致全球資產下跌、信貸收縮、貿易崩潰,許多國家相繼暴發銀行業危機,陷入同步衰退。隨著國際貿易和金融聯系的日益密切,經濟衰退波及的國家范圍更加廣泛,各國衰退同步程度不斷上升。經濟衰退的負面影響不僅體現在短期國內生產總值等經濟指標的下滑,還會因投資減少、信貸限制和新技術采用緩慢等造成經濟中長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正在引發新一輪全球經濟衰退。目前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諸多國家GDP大幅下滑,失業率高企。歷史上1918——1919年間西班牙流感曾造成全世界約5億人感染,數千萬人死亡。人類致命傳染病造成的人員傷亡和經濟危害可能比戰爭更嚴峻,大流行病和相關隔離措施會嚴重抑制消費和投資,限制勞動力供應和生產。由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經濟金融危機,將造成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密切共振的金融市場、加速外流的資本、轉移重構的產業鏈等均將影響新興經濟體的經濟恢復和發展。

  (二)“雙赤字”惡化風險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新興經濟體為世界經濟復蘇及增長作出突出貢獻,但發展過程中也積聚了不少風險,其中比較嚴重就是“雙赤字”惡化問題。“雙赤字”是指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在一些國家并存的情況。較低的國際貿易收入和強勁的公共投資支出是導致部分新興經濟體出現“雙赤字”的主要原因。以阿根廷為例,阿根廷自然礦產資源豐富,但勞動力稀缺,出口以農畜產為主,而進口則以設備、消費品居多,常向國際組織大額借貸,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赤字逐漸加重;政權更迭頻繁,政策前后不一致,加上為拉選票頻繁使用激進的財政政策,財政支出規模不斷擴大。在較為嚴重的2017年,阿根廷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達到4.8%和6.5%。此外,印度、印尼、巴西等國也長期處于“雙赤字”狀態。這些國家為削減赤字曾采取過一系列緊縮政策,但受制于內外因素影響,統計數據顯示“雙赤字”并未明顯好轉,反而有繼續惡化的趨勢。

 

  IMF數據顯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一般政府總債務占GDP比重從2008年的35.5%飆升至2018年的50.6%,經常項目差額占GDP比重整體雖下降,但部分國家貿易赤字仍嚴重(圖2)。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國際經貿減少且各國不可避免要增大財政開支,未來新興經濟體可能將面臨更嚴峻的“雙赤字”風險和更多的兩難選擇:如抑制高通脹所需的緊縮性貨幣政策與刺激經濟增長所需的寬松貨幣政策;緩解貿易逆差所需的貨幣貶值政策與避免美元債務違約所需的貨幣升值政策;防止經濟滯脹所需的積極財政政策與減少財政赤字所需的緊縮財政政策等矛盾。

  (三)金融市場風險

  貨幣價值波動風險。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各國央行均采用寬松的貨幣政策以穩定經濟,美國更是采取了無限制量化寬松政策。若新一輪全球美元流動性泛濫,美元出現較大幅度貶值,新興經濟體會面臨本幣升值和資本泡沫壓力。而一旦美聯儲加息、縮減資產負債表回收流動性,美元出現較大幅度升值,又將導致新興經濟體國家的貨幣貶值,嚴重時甚至可能誘發貨幣危機。

  資本市場風險。疫情蔓延激發的恐慌性情緒曾在2020年3月引起美股暴跌,數次觸發熔斷機制,在全球資本市場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引發劇烈的連鎖反應。若國際疫情形勢長期化、經濟增長動能和信心不足、政策空間受限,不排除全球資本市場再次發生動蕩并影響新興經濟體資本市場穩定的可能性。

  金融機構風險。疫情沖擊對銀行業資產質量形成負面壓力,中長期而言銀行業將面臨較多不良資產增加及處置問題。疫情后,進一步寬松的貨幣政策所造成的低利率使銀行存款成本降無可降,貸款利率的下降將無法被對沖,給商業銀行凈息差及盈利能力帶來負面影響。

  資本外流風險。跨境資本流動通常具有規模大、逐利性和順周期性強的特點,當一國經濟增長勢頭減緩時,跨境資本流向逆轉和突停的風險將增大。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就曾發生大規模資本外逃,貨幣價值崩潰,經濟陷入蕭條。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使新興經濟體增長承壓,若未來經濟恢復不及預期,資本有大幅流出的風險。

  (四)債務風險

  大部分新興經濟體經濟結構單一,長期依賴國際市場獲取融資,依靠國際市場獲得出口收入是維持其債務可持續性的重要方式。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嚴重擾亂了正常的國際經貿活動,新興經濟體被迫面臨增加防疫開支和償還高額債務的雙重壓力。當前新興經濟體普遍存在杠桿率上升和企業盈利能力下滑的情況,部分國家的外債負擔十分嚴重。以土耳其為例,2018年外債余額已達到4451億美元,其中短期外債1154億美元,長期外債3282億美元。土耳其長期利用外幣貸款來支持國內里拉貸款,很多企業在借入外債時并未對匯率風險進行對沖,導致到期難以償還。與此同時,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儲備資產規模持續下降,多數國家缺乏足夠的外匯儲備來避免巨額外債形成的重大違約風險。從償付能力指標看,土耳其、馬來西亞、南非等國短期外債/外匯儲備均超過60%,外債償債能力較弱。2019年、2020年,新興經濟體分別有7750億美元、7229億美元的債務到期,遠高于此前4050億美元的均值水平。疫情蔓延、經濟低迷疊加不斷擴張的債務規模,部分新興經濟體償債壓力大幅上升,暴發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將增加。

  此外,還需警惕新興經濟體表外債務風險。一些新興市場間的債務并沒有完全公開,未出現在資產負債表或者標準數據庫中,被發覺時常常為時已晚。歷史上曾有過因表外債務而暴發的經濟危機,例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泰國賬面外儲總額為330億美元,但實際儲備額僅有10億美元;2010年希臘危機,希臘政府使用金融衍生品并偽造了會計賬目,世人誤以為希臘財政赤字和債務負擔比以往小得多而掉以輕心。

  (五)地緣政治風險

  疫情之下,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19年美國“退群”、英國“脫歐”,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全球經貿往來暫時停滯,逆全球化趨勢加劇。地緣政治行為可通過影響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外匯市場、市場預期等途徑,阻礙世界范圍內資本流動和貿易需求。各國在社會制度、發展模式、價值理念、種族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對立和沖突,成為疫情的次生災害,是長期損害國家互信、制約國家間制度性合作和經濟全球化的極大隱患。

  疫情也導致產業鏈多環節受阻,全球供應鏈呈現出更多元化的布局。封城等阻礙疫情傳播的措施暴露出過度追求生產效率的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比如企業因缺乏原材料無法生產,居民買不到急需使用的產品。后疫情時期,發達國家可能會更加重視產業的自主控制性,全球供應鏈分布邏輯或被改變,全球化布局可能會轉向區域化,加劇貿易保護主義和產業鏈內顧、分散傾向。新興經濟體承接的全球供應鏈業務量減少,將給其經濟復蘇和經濟轉型帶來挑戰。

  三、防范風險的政策建議

  展望未來,新冠肺炎疫情發展和全球經濟復蘇前景均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疫苗的問世將使疫情逐步得到控制,雖然疫情有波動反彈的可能,但伴隨著各國經濟的復工復產,經濟主基調或將溫和復蘇。后疫情時期,在全球經濟衰退、大宗商品價格下跌、資本外流加劇和地緣政治沖突等因素的相互交織下,新興經濟體仍將面臨嚴峻考驗。在此,對于新興經濟體金融風險防范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加強國際衛生及經濟貿易合作,共同追求全球經濟復蘇。當前全球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共同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衛生和經濟沖擊,國際社會必須團結起來,盡全力促進經濟復蘇,防止更多人陷入貧困和失業。各國應堅持合作共贏,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實施有效的財政、貨幣政策,維持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基本穩定。

  二是完善宏觀經濟框架并改善“雙赤字”,提高抵御風險能力。低國際貿易收入和高公共支出是“雙赤字”的主要原因,應通過改善收入及整頓財政緩解赤字惡化風險。債務水平較高的國家,財政空間有限且投資需求較大,尤其需要重視完善宏觀經濟框架,恢復財政可持續性,提高財政和債務透明度,確保公共支出具有成本效益,政策環境有利于中小微企業的發展。

  三是通過結構性改革提升經濟動能,擴大內需提振市場。要堅持以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提高資源配置能力,優化營商環境,增強微觀主體活力,堅持創新驅動發展,突破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結構性改革短期會有陣痛,但長期有助于解決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等問題,推動經濟更高質量發展。若疫情影響長期持續,擴大內需提振消費信心將會更加重要。

  四是加強逆周期宏觀審慎管理框架,探索建立債務違約救助新模式。2008年金融危機的暴發令國際社會認識到宏觀審慎的重要性,未來應繼續強化逆周期調節,引導信貸投放適度增長,嚴格控制金融部門不良資產率,努力建立起低債務、低通脹及高國際儲備的政策空間,熨平經濟周期,為疫情后的經濟復蘇奠定基礎。積極搭建平臺,將亞洲投資銀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新發展銀行納入“一帶一路”新興經濟體債務違約救助機制,加強多邊協調,探索建立新興經濟體債務違約救助的新模式。

  五是加快新興經濟體的金融體制改革,提高應對外部沖擊的彈性。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健全外匯政策,加強對短期資金流動變化的監測分析,保障央行對匯率和資本流動的間接調控能力。考慮到發達經濟體政策外溢的負面影響,新興經濟體未來可適當減少美元計價債務,提高歐元、人民幣等國際貨幣計價比率。中國也可有條件地提供資助,鼓勵與新興經濟體國家簽訂或續簽貨幣互換協議,加強人民幣在中國與相關國家跨境貿易結算和金融投融資中的使用。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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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時期新興經濟體經濟金融風險與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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