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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對合作社扶貧成效滿意度的影響因素研究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農業經濟科學論文發布時間:2020-11-17 08:44:27瀏覽:1

扶貧是農村工作的重心,合作社因其益貧性成為推動鄉村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和帶領農民脫貧致富的牽頭者。本文以山東省榮成市農民為調查對象,利用316份調查問卷探究影響農民對合作社扶貧成效滿意度的因素

   摘要:扶貧是農村工作的重心,合作社因其益貧性成為推動鄉村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和帶領農民脫貧致富的牽頭者。本文以山東省榮成市農民為調查對象,利用316份調查問卷探究影響農民對合作社扶貧成效滿意度的因素,基于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對研究內容進行了剖析,得出土地流轉、合作社分紅比例、合作社是否形成品牌對滿意度的影響較為顯著,最后針對實證分析結果提出建議,即規范合作社土地流轉,形成配套政策;確保合作社分紅制度落實,使農民合法權益得以維護;以強化品牌效應為目標,推進合作社品牌建設。

  關鍵詞:合作社;扶貧成效;滿意度;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321.42;F224 文獻標識碼:A

  《湖北農業科學》創刊于1955年,以學術性、科學性和實用性為特色,主要報道國內外農業最新科技成果和科研動態,傳播科技信息。

  1 文獻綜述

  隨著農業市場化、國際化的深入發展,在市場經濟背景下,推動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是國外學術研究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國農業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迫切需要。在國外,Vitaliano、Eugene&Michael Jensen(1983)等人在研究合作社時,將合作社視為通過集體聯合行動的廠商聯盟。Chikwendu(1997)以尼日利亞為例分析發現,農民專業合作社有助于貧困婦女獲得醫療保健、教育、培訓、經濟機會以及決策權。在國內,20世紀80年中葉,合作社問題的研究主要以博弈論與成本理論為基礎。中國合作社事業取得飛速發展,合作社研究得到日益重視,張曉山(1991)認為合作社最為核心的部分就是合作社營運利潤按照社員與合作社交易比例進行分配。張梅(2008)認為出于尋求降低成本和收益范圍,獲得市場準入資格,增加更多附加值,合作社已經開始傾向于在合并和收購中進行重組。韓國明(2010)認為農民專業合作社將農業生產經營中的產、銷、供各環節整合起來,通過增加農戶收入和降低農業生產經營成本達到增強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的目的。林堅、王寧(2002)認為農民合作社的根本屬性決定了它是一種特殊的企業組織形式,具有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的雙重目標。劉永建(2010)則認為農民專業合作社通過對農業產業結構進行調整,促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和標準化生產,從而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的轉變,達到增加農戶收入的目的。

  在國際社會和組織致力于推動全球性貧困問題解決的大環境下,我國農村的貧困治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世界減貧工作做出貢獻,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農村扶貧中發揮的作用得到了國內外的重視。Adebayo(2010)分析得出,農村扶貧機制應以扶貧對象為直接目標,以聯合會或者合作社的形式把農民組織起來,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基于民主、公平和團結的價值之上,在農村反貧困中發揮重要作用。Birchall(2003)認為農民合作社可以幫助貧困人口在自我組織、自我服務的過程中獲得發展,提高收入。在國內研究中,吳定玉(2000)認為農民合作社以其天然的“益貧性”為依據,應將服務全體成員作為其根本宗旨,一直是實現益貧和脫貧的理想載體,被視為減貧最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余茂輝(2005)認為合作組織不僅能培養農民參與社區管理的民主意識,而且能提高農民收入,加快貧困農民脫貧步伐。徐旭初(2013)在論述合作社益貧作用時強調農民合作社是貧困農戶聯合起來,發揮內源作用的最優形態,張晉華等學者(2012)以16省32個行政村的561戶農戶為研究對象,采用兩階段模型分析了加入農民專業合作社對農戶收入的影響,結果表明,加入農民專業合作社對農戶純收入有顯著的正向作用,且這種正向效應在純農戶的農業收入和兼業戶及工資性收入上均有所體現。陳琦和何靜(2015)在探究農民專業合作社參與扶貧行為時提出農民專業合作社參與扶貧行動在提高貧困農戶組織化程度、優化扶貧資源配置、提升扶貧效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 模型建立

  綜合分析前人在本研究方向的成果,以威海市榮成市合作社為切入點,通過建立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影響農民對合作社扶貧成效滿意度的因素,希望可以為農村貧困治理工作提供支持,拓寬農民合作社領域的研究,提升農民對合作社扶貧成效的滿意度。在確定樣本的區域時綜合考慮到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經營產業、服務內容、地理位置等因素,在山東省榮成市選取了六個鄉鎮,十個農民專業合作社進行本項調查研究,發放問卷320份,得到有效問卷316份。

  結合學界研究方法和實地調查情況,將合作社是否參與土地流轉、是否組織統購統銷、是否組織農民培訓、是否開展技術推廣、是否增強農民抵御風險的能力、分紅比例、盈余分配、是否享受政府補貼和技術推廣補貼、是否形成品牌、合作社接收投資情況10個指標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將農民對合作社扶貧成效的滿意度作為被解釋變量,將其內容分為不滿意和滿意,依次賦值為1和0。通過對調研樣本進行的描述性統計,發現合作社在扶貧中的作用并不顯著,需進行實證分析進一步探究,通過構建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進一步探究農民對合作社扶貧成效的滿意度情況。

  由單因素分析可知,土地入股、分紅比例、享受補貼、合作社形成品牌的單因素分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示這四項因素對農民對合作社扶貧成效的滿意度具有明顯影響,其余各個因素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將單因素分析中有意義的變量,進一步納入多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進一步的多因素綜合分析,采用Enter法進行分析,最終方程中有意義的變量為土地入股、分紅比例、合作社形成品牌三個變量(p值分別為0.03、0.007、0.021,均小于0.05),表示多因素分析中,對滿意度有影響的變量為土地入股、分紅比例、合作社形成品牌,其他因素回歸結果不顯著。

  3 結果分析

  本文實證發現,合作社進行土地流轉對滿意度具有顯著性影響,原因在于通過土地流轉,合作社打破原定地界實現規模化農業經營,取得規模經濟效益,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或將土地轉租給合作社等形式獲得經濟收益,達到扶貧目的;分紅比例對滿意度具有正向顯著影響,合作社成員經濟實力不等,合作社發展需要資金的背景下,分紅有利于鼓勵社員出資,合作社集資、按照比例分紅可使出資較多的農民獲得較多盈余,帶動貧困農戶脫貧;合作社是否形成品牌成為影響滿意度的顯著性因素,是由于合作社以優質產品為載體實施品牌建設,與消費者形成良好關系,在市場營銷方面更容易取得成功,進而為社員帶來收益同時提高農民對合作社扶貧成效的滿意度。

  在回歸模型中有很多變量對滿意度的影響不顯著,這表明模型中有很多重要的變量還沒有被收入,還有很多要素沒有得到考慮,需要詳細的研究討論。

  4 政策建議

  4.1規范合作社土地流轉,形成配套政策

  農村土地流轉合法有序的進行,應以建立健全土地流轉服務體系為保障,為有效提高土地流轉信息服務,政府部門應加快明確各類土地流轉配套政策,使土地流轉信息更加透明化、便利化,提升土地流轉服務效率,切實為農民謀利益。從源頭解決土地糾紛,同時也要完善土地流轉的價格形成機制,保障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權益。部分農民受文化水平限制對土地流轉的理解存在誤區,需要合作社加強農民培訓,在農民自愿加入的原則上引導和鼓勵農民有序進行土地流轉。

  4.2確保分紅制度落實,使農民權益得以維護

  在調查過程中發現,雖然《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對盈余分配和分紅機制有所規定,但部分合作社仍存在分紅機制不健全的現象。合作社應因地制宜地建立適合本合作社發展的章程,積極引進績效評價機制與盈余分配機制。嚴格按照《合作社法》規定的按交易額為主,按股分配為輔的分配方式,使社員享受更多福利,激發社員生產積極性。分紅機制的健康發展離不開有效監督,合作社內部要建立監督機制,監事會定期形成監督報告,政府也應加強對合作社的監督管理,抑制空殼合作社的產生,了解合作社經營情況,鼓勵合作社健康發展。

  4.3以品牌效應為目標,推進合作社品牌建設

  隨著農產品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農業品牌作為無形資產逐漸成為農業經營的有力競爭資本,合作社要想走上正規發展的道路并且進一步做大做強,必須要創建自己的品牌,但在調查中發現部分合作社沒有品牌意識,單純的生產銷售農產品無論是在對外宣傳還是合作社自營產品的外包裝上,都體現不出合作社品牌。合作社應該樹立品牌意識,以品牌效應推動產品銷售,實現增收。合作社以品質優良的農產品為載體,可以申請綠色食品、無公害農產品、有機產品、農產品地理標識等認證,合作社可依托當地特色進行品牌建設,并不斷培育壯大。要加強包裝和宣傳,專門設計有自身特設的外包裝,進行統一宣傳。在加快合作社品牌培育,建立以品牌管理為核心的管理體制的同時,也要采取積極舉措謹防其他商標的侵權行為和搶注行為。

  參考文獻:

  [1] 張曉山.農民合作社發展需要關注的六大問題[J].農村工作通訊,2011(5):58-62.

  [2] 張梅,郭翔宇.國外農業合作社發展趨勢研究[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6):23-28.

  [3] 韓國明,安楊芳.貧困地區農民專業合作社參與農業技術推廣分析——基于農業技術擴散理論的視角[J].農民合作社扶貧參與行為研究,2012(2):22-31.

  [4] 林堅,王寧.公平與效率——合作社組織的思想宗旨及其制度安排[J].農業經濟問題,2002(9):11-17.

  [5] 劉永建.農民專業合作社區域發展問題及對策研究——以常德市為例[J].農村經濟與科技,2010(2):59-60.

《農民對合作社扶貧成效滿意度的影響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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