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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參與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的貢獻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行政法論文發布時間:2020-06-05 08:55:50瀏覽:1

 目前,國內外學者集中強調了全球治理的以下特點:制度性、合作性、主體多元性、以解決全球問題為目的。俞可平認為,全球治理,是通過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制解決各種全球問題,維護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

   關鍵詞 全球治理 知識產權 中日關系 文化產業

  作者簡介:張誠信,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國際關系專業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D923.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4.215

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雜志是國家知識產權局主管、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主辦、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出版的國家級雙月刊雜志。1984年12月12日中國工業產權研究會創辦《通訊》,當時是一本內部刊物。

  一、文獻綜述

  (一)相關概念梳理

  1.全球治理

  全球知識產權治理屬于全球治理的范疇。

  目前,國內外學者集中強調了全球治理的以下特點:制度性、合作性、主體多元性、以解決全球問題為目的。俞可平認為,全球治理,是通過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制解決各種全球問題,維護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閻學通指出,全球治理是通過多層次國際合作與國際規制來解決人類面臨的全球性問題,其核心是國際責任的再分配 。赫爾德認為,全球治理是“意味著正式制度和組織——國家機構、政府間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維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規則和規范,意味著所有其他組織……都追求對跨國規則和權威體系產生影響的目標和對象 。”

  所謂全球問題,就是在世界范圍內普遍存在的社會性問題,具有全世界性、全人類性的特點。冷戰結束后,經濟全球化的加速導致了這些問題的跨邊界擴散。面對各種區域性和全球性危機,單一國際行為體的治理體制難以獨善其身,從而逐漸形成了由多元行為體組成的治理機制。

  2. 知識產權治理

  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私有資產,具有保值、增值的功能,體現了生產者或創作者的腦力勞動成果,專利、商標、品牌、著作權都屬于知識產權的范疇。劉雪鳳(2010)認為,知識產權治理,是集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理于一體、基于多元化參與主體平等協商、良性互動的過程 。朱丹(2017)認為,知識產權治理體系的重點在于“治理”,它區別于傳統的“管理”,具有多元化、扁平化、系統化的特點——與全球治理一樣,知識產權治理的主體是多元的,除了行政部門,還有行業協會、企事業單位、科研院所等。知識產權治理的權力路徑,不僅僅是自上而下的,還可以是自下而上或相互反饋的 。

  3. 全球知識產權治理

  長期以來,人口、貧困、生態、恐怖主義、公共衛生、毒品走私等全球問題的危害性較大,波及面較廣,因此成為了全球治理的熱點議題 。但是,近年來知識產權問題也在上升為全球問題:在經濟層面,一國的仿冒生產行為會造成他國生產者的經濟損失,例如,印度大規模生產廉價仿制藥,就破壞了歐美制藥企業的正當收益;在政治層面,知識產權問題會上升為國家間沖突,例如,2018年以來,美國屢次以“竊取知識產權”為由對華加征懲罰性關稅,導致中美關系緊張;在文化層面,盜版侵權行為還會損害國家形象……因此,知識產權問題的國際化,使全球知識產權治理應運而生。

  劉雪鳳(2011)認為,全球知識產權治理是在知識產權領域內和相關國際規制下參與主體多元化、以談判協商為特征的治理模式 。張艷梅(2015)認為,全球知識產權治理是對有關知識產權的全球性公共事務的國際規制,其核心在于“治理權威的重新劃分”——多元利益能夠相互協調并聯合行動,即主權國家與國際組織、NGO、私營部門等非國家行為體共同參與、管理知識產權公共事務 。

  綜上,全球知識產權治理,就是主權國家、國際組織、NGO、企業等多元國際和國內的行為體,在相關國際制度的框架下,共同參與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活動的過程。

  (二)相關文獻回顧

  1.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學界對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的研究大致始于2006年。鄭萬青(2006)關注了公民信息權與知識產權保護的沖突,并提出了相關國際機制對這一問題的規范 。此后,國內的相關研究開始不斷拓展。

  有的文獻研究了具體領域內的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狀況:例如,高揚(2008)探討了互聯網時代知識產權保護面臨的挑戰,認為由于網絡空間具有全球性、交互性以及管轄的非中心性,使得網絡世界的糾紛不可能單靠一個國家來解決,它需要國際間的合作與協調 ;郭曉(2015)分析了藥品專利的私有化與救死扶傷的公益性之間的矛盾,并解讀了現有國際機制如何調節這一矛盾,為了協調、平衡雙方利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框架經過了多輪談判和修正,在保證制藥企業利益的情況下,最大程度地實現了專利藥品親民、人道的價值理念 。有的文獻研究了不同治理主體:例如,劉雪鳳(2011)考察了非政府組織在全球知識產權治理中的功能,認為知識產權類NGO參與國際政治經濟事務具有可行性,它們在推動政治社會化、維持知識產權系統的均衡與提升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合法性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張瑞(2013)揭示了跨國公司濫用知識產權的現象,這種現象源于各大跨國公司通過知識產權搶占市場、攫取巨額利潤的強烈動機,這對我國企業的生存、發展構成了嚴峻挑戰,對此,我國除了要加強自主創新能力,還要完善相關的知識產權反壟斷立法 。

  有的文獻研究了治理程序:例如,林廣海(2008)認為,由于世貿組織協議中包含有《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因此,“入世”使得我國的知識產權立法和司法上升為國際問題,在這種形勢下,我國應當從約束、協調、保障三方面提升知識產權國際司法水平 ;張慧彬(2017)則關注了全球知識產權立法新趨勢,認為從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到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知識產權保護期限持續延長,對醫藥成分配方等商業機密的保護也不斷強化,總體上呈現越來越嚴格的特點 。

  有的文獻對整個全球知識產權治理體系展開了宏觀研究:董濤(2017)分析了全球知識產權治理體系的變遷,認為自1883年《巴黎公約》起至今的130年間,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的變遷動力、參與主體還是治理機制都經歷了較大變化 。有的文獻還為我國參與治理總結了一系列政策建議:例如,徐元(2019)討論了我國參與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的身份定位問題,認為,基于我國目前的科技創新和知識產權發展水平,我國既不適合充當美國的追隨者,也不適合做發展中國家的領導者,更不適合“坐享其成”,只有“積極協調者”才是最優角色選項 。

  2.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學界對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的研究,不僅在時間上更早,而且內容也更加全面和富有深度。

  國外學界同樣對具體領域內的治理狀況、不同治理主體、治理程序與整個治理體系高度關注。例如,Pamela Samuelson等人以美國某電腦公司和日本游戲公司SEGA的法律糾紛為例,揭示了計算機編程領域的版權爭議,從而引申出了逆向工程與知識產權保護之間的矛盾。Samuelson認為,人類文明的任何進步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逆向工程的根本目的在于探索與學習,最終產生新技術和新產品,為了鼓勵創新,不宜對逆向工程施加過多專利壁壘的限制,相關國際知識產權法應當有所調整,提供充分但不過度的知識產權保護 。Herdt Robert為我們揭示了發達國家的大型種子公司如何在國際知識產權問題上制約發展中國家——從種子基因工程、種子出售、藥物出售到轉基因食品和相關工業產品的開發,發達國家在每一個環節上積極主張知識產權保護,給發展中國家的農民設置了高額稅費,從而使得這些農民長期處于低生產率、低收益的狀態 。Simon Ariel從立法角度質疑了國際通行專利法中強行區分“發現”和“發明”這一做法的合理性,認為法律在國際專利體系中的權限過大,涵蓋了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等諸多層面,凡事皆可審判,以至于忽視了科學發展的規律,使得專利制度成為了對科學的干涉,而不是對科學問題的反映 。May Christopher回顧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發展歷史和議程設置,他認為,作為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名義上是優先促進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宣稱一個強有力的知識產權制度有利于發展,但從烏拉圭回合到TRIPS的設立這一歷程中可以看出,該組織實際上有悖于其宗旨,只是服務于少數富裕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的利益 。此外,還有部分文獻涉及區域國別研究:Thomas Kedron研究了危地馬拉商標盜版現象背后的文化和歷史因素 ;Barron Nadine等人考察了南非履行TRIPS框架義務的情況 。

  不同于國內學界,國外學界的研究角度更新穎和多樣,研究方法更豐富,研究層次也更高,其中不乏對建模、定量等方法的嘗試,或上升到政治哲學高度審視全球知識產權治理體系的運作。例如,Laurel Smith等人研究了性別差異對知識產權創造能力的影響,他們構建了科學專利行為的多元回歸模型,結果顯示,在控制教育、職業經歷變量的前提下,女性申請專利的可能性低于男性,但如果科技公司擁有更扁平化、更靈活的人士組織結構,女性申請專利的潛力反而會被進一步激發 ;Weisbrot Mark等人通過貿易流動性模型證偽了貿易自由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這一普遍的觀點,因為工業國的知識產權壁壘(各類技術授權費用、版稅等)將直接填補自身因關稅降低造成的損失,另一方面就加重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負擔,特別是在農業和紡織品領域 。Sell Susan則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視角解讀了TRIPS框架的形成,認為從反饋循環機制的角度來看,制度創新有利于維護各個利益集團,一個完善而高效的監管機制對國家是有利的,因此,企業發展和科技創新,離不開國際和國內的各級知識產權治理組織營造的制度環境 。

  (三)評價

  總體上看,國內外研究基本覆蓋了全球知識產權治理從微觀到宏觀的各個層面,兼具系統性和科學性。不過,筆者以為,以上文獻對大國的研究相對較少,主要集中在中小國家、國際組織和跨國企業等其他行為體。雖然參與全球治理的主體是多元化的,但在推動全球問題解決的過程中,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組織缺少強制力,中小國家實力又相對不足。全球問題歸根結底是每個國家的內部問題凝聚成的,各國只有處理好自身問題,才能推動全球問題的最終解決,在這一過程中,大國履行國際責任和推動內部治理的能力依然是最重要的,也只有大國的影響力才更有助于推動國際合作。因此,我們需要更重視大國的治理貢獻。但是,一方面,國內學界對中國治理貢獻的研究相對缺乏,另一方面,國外對中國參與治理的研究不但偏少,還傾向于放大中國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的負面形象,例如,John Alan認為,是傳統儒家思想導致了今天中國不尊重知識產權 。但這一結論顯然難以服眾,因為日本、韓國也是儒家文化圈內的國家,但時至今日,兩國都是重要的科技大國和知識產權強國。實際上,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遠比文化價值觀更能帶動一個國家或地區知識產權事業的發展。

  今天,中國已經是舉足輕重的世界政治、經濟和科技大國,也是世界最大的知識產權生產國和進口國之一。今時不同往日,經過40年發展,我國的知識產權治理水平已經大幅提升。全球知識產權治理體系的進步顯然離不開中國。筆者認為,有必要客觀呈現中國參與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的貢獻,以正視聽。

  筆者希望透過一個具體的情境和框架來研究中國的治理貢獻,以得到更直觀、清晰的觀察結果。此前的研究較多集中于科技領域的知識產權治理狀況,如生物醫藥、互聯網、計算機、農業等等。因此,筆者將關注中國在文化、藝術等非科技領域的知識產權治理狀況,并選擇以中日文化產業交流作為切入點。

  二、研究背景——中日文化產業交流

  中日建交以來,文化產業始終是中日友好交流的橋梁。當前,中國和日本在文化產業上已形成了高度的互動性和互補性。日本已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化產業大國,以動畫、漫畫、游戲、輕小說(ACGN)為代表的“二次元”文化成為了日本的戰略性出口產品。作為日本近鄰,中國擁有14億人口的市場容量,有世界規模最大的中產階級群體,已成為日本文化產業的最大海外市場之一。2016年,我國核心二次元用戶已突破8000萬,二次元用戶總人數突破了3億 。

  (四)法律保障——知識產權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斷提高,對侵犯境外知識產權行為的打擊、懲治力度顯著加強

  近年來,我國完善了知識產權相關立法,同時加大了知識產權立案、執法和司法審判力度,對侵犯境外知識產權行為形成了越來越強的法律震懾。我國已對《著作權法》進行了兩次修改,2001年的修改解決了對國內外版權方的雙重標準問題,2010年的修改則進一步保障了對版權方的權利救濟 。2018年,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專利法》修正案草案,推動建立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2019年,全國人大通過了《外商投資法》,對保護外企知識產權做了更明確的規定。2018年,全國法院新收一審知識產權案件30.1萬件,同比增長41.1%,專利執法辦案7.7萬件,同比增長15.9%,版權執法立案和查辦盜版案件2500起 。上訴措施及成效同樣捍衛了眾多日本文化企業或創作人的合法權益。

  2017年9月,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判決北京三鼎公司侵犯日本KOEI TECMO公司多款游戲產品著作權的罪名成立,要求其賠償損失 ;2018年11月,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北京某圖書公司超期出版、低價傾銷日本文學家渡邊淳一作品的行為侵權 ;2019年9月,上海警方協助萬代、萬博、任天堂等多個日本廠商,查獲假冒動漫手辦玩具123款,挽回經濟損失3億元,共抓獲25名犯罪嫌疑人,這是目前國內破獲的涉日本動漫玩具最大案件 。

  (五)國際合作

  通過多邊主義和雙邊主義相結合的互動方式,我國在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的國際合作中發揮了積極的建設性作用。

  1.多邊主義——成為了全球知識產權治理體系的重要參與者和建設者

  當前的全球知識產權治理體系,是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為核心、以一系列知識產權治理條約、協議為架構的。1980年,我國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為第90個成員國。之后,我國又加入了包括《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1992)、《專利合作條約》(1993)、《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2001)、《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作品公約》(2007)和《視聽表演北京條約》(2012)在內的一系列知識產權治理多邊進程。據統計,在33個國際知識產權條約中,我國已簽署或加入了24個,其中不乏一系列文化產業知識產權條約 。

  例如,《伯爾尼公約》是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版權保護公約,它確立了一系列重要原則:國民待遇原則規定,任何締約國國民的作品,應當受到其他締約國給予本國國民的同等保護待遇;自動保護原則是指境外作品在締約國境內所受的保護自動生效,不履行任何手續 。由于我國未對《伯爾尼公約》作任何保留聲明,因此將履行公約的全部義務 。

  中國不但扮演著積極參與者的角色,還扮演著積極建設者的角色,推動一系列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的新規則、新制度的建立。2011年,中國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提出了舉辦第三次視聽表演外交會議的申請,同時積極申辦了此次會議。2012年,中國以東道主身份主持了會議,努力促成142個國家和地區一致通過了《視聽表演北京條約》,從而填補了視聽表演者權利保護國際條約的歷史空白 。

  2.雙邊主義——與有關國家開展了一系列多層次、高水平的知識產權對話交流,并輸出了知識產權治理的中國方案

  近年來,我國與包括日本在內的有關國家開展了一系列由政府牽頭,企業、學術界、NGO等多元主體參加的對話交流會,達到了相互學習的效果,為各行各業的知識產權治理貢獻了解決方案。例如,圍繞文化產業交流中的知識產權問題,中日雙方已多次舉行雙邊對話,并推動了對話的機制化和常態化。

  2005年,中日兩國共同啟動了著作權政府間會談機制的建設,2010年,雙方簽署了《中日版權戰略合作備忘錄》,約定每年在兩國交替就版權問題進行政府間會談。2016年起,由中國國家版權局和日本文化廳聯合主辦的中日著作權研討會開始在兩國間輪流舉辦,雙方分享了在互聯網和數字經濟時代如何打擊盜版行為和保護著作權的經驗 。

  在具體行業,中日雙方的從業者也在借助上述機制加強了溝通與合作。2015年,“中日動漫版權保護研討會”在杭州舉行,此次研討會由中國版權保護中心和日本駐華大使館新聞文化中心聯合舉辦,200多名來自中日動畫行業的制作人員、專家學者參與了座談;2018年,中日雙方80余位政府、企業、NGO代表齊聚北京,共同探討了互聯網音樂版權問題的應對措施 。

  在對話交流的過程中,我國不但學習到了發達國家知識產權治理的先進經驗,也實現了向發達國家反向輸出知識產權治理的中國方案。在2019年的中日著作權研討會上,雙方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中國將向日本推廣“北京模式”。通過AI、大數據等技術支持手段,“北京模式”實現了對全網文體視聽內容(影視劇、動畫、體育賽事、綜藝)的實時版權監測,盜版鏈接清除率高達87%,成為了為國內外版權商保駕護航的高效治理平臺 。

  四、經驗和啟示

  (一)經驗總結——“中國貢獻”背后的原因

  過去40年,我國能對全球知識產權治理做出一系列突出貢獻,根本上源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變遷: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是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短時間內普及知識和教育、加快現代化建設的任務非常緊迫,貼牌代工、模仿跟蹤是更現實的發展模式。這也是發展中國家存在的普遍情況——為了加快發展而不得不模仿復制,相對忽視了知識產權治理。這一模式帶來了經濟的高增長,但也付出了低質量、盜版現象多發的代價。隨著我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和城市化的推進,勞動力、土地等傳統要素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已越來越有限,從而倒逼中國經濟必須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后一階段,只有自主創新才能持續提供發展動能,對此,我國提出了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的宏偉目標。

  一方面,建設創新型國家離不開一個良好的創新環境,這就需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管理,完善相關政策和法律,才能充分調動勞動者的創新積極性 。另一方面,創新能力的提升,又能反過來推動知識產權創造和運用能力的提升,還可以為知識產權保護提供更多技術支持,兩者是相互促進的。經過40年的發展,我國的全球創新指數首次進入世界前15,已經超越了日本、法國等發達國家 。與此同時,反映知識產權治理水平的知識產權發展指數也首次進入世界前8,與美國、日本的差距進一步縮小 。正是奠定了以上的能力基礎,我國才得以成為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的積極貢獻者。

  (二)啟示——問題與對策

  我國參與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的成就和貢獻固然值得肯定,但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其中的不足之處與提升空間。

  首先,在知識產權的創造和運用環節上,我國的生產能力已非常突出,知識產權數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但質量仍有待進一步提升,而運用能力則明顯落后,知識產權的產業化水平、國際輸出能力還比較薄弱。

  就文化產業而言,我國的動畫年產量已居世界首位,但缺少高質量產品。雖然近年來有《狐妖小紅娘》《一人之下》等優秀作品不斷涌現,但在國內外市場上,日本動畫依舊占絕對優勢。此外,獲得國際大獎的世界級作品也高度集中在歐美和日本。例如,日本的《千與千尋》斬獲了2002年奧斯卡金像獎,但國產作品至今未能獲此殊榮。目前,我國已是文化生產大國,但每年輸出的文化版權數量依然少于引進數量,文化產品進出口貿易更是處于巨額逆差狀態。2018年,我國文化版權出口額不及進口額的1/7 。根據前文的整理,我國整個知識產權貿易同樣也是巨額逆差,出口額只有進口額的15.5%。

  誠然,巨大的知識產權采購額也是我國對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的貢獻,但是,這些創造和運用能力上的短板,依然限制了我國在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們不能僅僅充當國際知識產權的保護者,還要成為世界高端知識產權市場上的核心供應者。今后,如果要為全球知識產權治理做出更大貢獻,我們必須繼續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進一步提升知識產權的質量與國際競爭力,才能成為一個高質量知識產權出口大國,從而對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發揮更強的引領作用。

  其次,在知識產權的保護和管理環節上,我國雖然也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但與建設知識產權強國的目標還不相適應。

  目前,騰訊、優酷、愛奇藝、B站等國內正規視頻網站已經消除了盜版視聽內容傳播的現象,并在逐步推廣付費觀看模式。但在這些正規網站以外,盜版鏈接仍以公開或隱秘的方式傳播。2019年,中日兩國政府就知識產權保護問題舉行對話,日方表示,在中國網絡上,日本影視作品以無視著作權狀態流通的現象依然突出 。因此,我國仍需要進一步加強政策規范和版權審查力度。

  此外,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也還存在諸多盲區。例如,對互聯網上的隨意復制粘貼行為,創作人舉證困難;對于圖片重修、視頻混剪等二次創作行為是否侵權的問題,現有司法也難以清晰界定 。凡此種種,容易令創作人放棄維權,也不利于優質原創作品的產生。日本已經修改了26次《著作權法》,但我國僅僅修改了兩次。我們必須與時俱進地加強立法,及時增減和修正現有的知識產權法律條例,才能不斷適應隨著社會發展而帶來的知識產權治理的新情況、新問題。

  五、結論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過去40年來,我國一方面肩負著加速發展的重任,另一方面也為全球知識產權治理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貢獻。在與日本等發達國家進行經濟合作、產業交流的過程中,我國積極吸收了對方知識產權治理的先進經驗,同時也以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的高標準要求自己。雖然我國仍是發展中國家,但難能可貴的是,從中日文化產業交流等現實案例中,我們看到,無論是創新水平還是知識產權治理能力,我國都已遠遠超越了處于同一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這是國家治理能力來之不易的進步。

  當前,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浪潮甚囂塵上,自2018年起,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已經多次以所謂“竊取知識產權”為理由之一,對我國發動了經貿制裁。但是,美方的指控顯然無視了我國對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的貢獻。雖然我們面臨的全球治理環境不容樂觀,但是,從長期看,經濟全球化趨勢依然是不可逆轉的。作為負責任的世界大國,我們應采取主動積極的應對態度,持續擴大開放,加強知識產權國際合作,同時,化外部壓力為內部發展動力,通過改革促進轉型升級,進一步提升創新能力和知識產權治理水平,才能實現我國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化挑戰為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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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參與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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